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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司法中量刑交易现象研究 　　摘要：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隐性“量刑交易”现象以“有罪供述”“赔钱减刑”“预缴罚金”三种模式最为典型，此为司法现实之下法官、检察官、犯罪人等多方压力驱动使然。该现象因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体现了量刑个别化的要求而具有正当性的一面，但因其缺乏必要的规范规制又带来现实中的量刑失衡等问题。应从实体规范角度明确功利对量刑的影响限度，对基于功利和基于真诚悔罪类量刑情节在从宽幅度上予以区别对待。 　　关键词：量刑交易；功利；量刑情节；量刑个别化；规范化 　　中图分类号：DF 73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4.04 　　理论上普遍认为，影响量刑的根据是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事实，但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量刑交易”现象，即出于功利目的量刑从宽或将单纯反映犯罪人追求轻罚的心理态度的事实作为量刑根据之一的做法，则反映了这一理论上的“常识”与司法现实出现脱节。如此现象，究竟是挣脱传统理论束缚的实践创举，还是有违量刑公正的暗箱操作？这对公正、规范量刑的意义不言而喻，需要深入剖析其存在原因，进行理论上的价值论证。可惜的是，这一客观现象往往隐匿在符合传统理论的表象之下，因而鲜少受到理论上乃至实践中的显性关注。本文试就此展开探究，以求教于刑事法理论与实务界同仁。 　　一、现象考察：我国刑事司法中有大量隐性“量刑交易”现象综观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大量存在以反映功利方面事实为量刑根据的隐性“量刑交易”现象。如此现象，并非以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方面的事实，也不是以反映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方面的事实为量刑根据，而是基于某种立法或司法目的而给予当事人量刑减让即从宽处罚的情形。这些现象，在司法现实中以各种各样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在当前大致可划分为“有罪供述”模式、“赔钱减刑”模式、“预缴罚金”模式三种。 　　（一）“有罪供述”模式的“量刑交易”现象 　　这类“量刑交易”现象就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做出“有罪供述”的方式获得一定“量刑减让”。这是当前刑事司法中最普遍、最常见也是隐藏最深的“量刑交易”现象。 　　笔者在“裁判文书大数据平台”检索发现，截至2016年2月14日，以被告人“认罪”方式结案的刑事案件共有785 882件，被告人不认罪的仅为1 114件，占前者的0.14%。这些认罪案件中，犯罪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因此而获得了量刑从宽。按照人们通常认为的，因认罪而带来的量刑从宽应当是人身危险性降低的考察结果。但若说凡认罪即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降低不仅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难以解释罪犯矫正效果差、再犯率高的现实问题。事实上，认罪态度作为一种体现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适用中大有“凡认罪，即从宽”的异化情况。实践中，法官、检察官对认罪态度并不严格审查或要求，“认罪态度好”成为辩护律师积极追求的量刑情节和有效的辩护策略。认罪及其态度作为量刑时考虑的酌定要素原本被期待承担着反映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规范量刑以实现更有效的刑事矫正的功能，但在我国刑事司法现实中却成为量刑从宽的某个交换对象，出现结构和功能上的异化。认罪――体现一定程度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降低――给予一定量刑从宽的逻辑顺序被颠倒，认罪指向量刑从宽某种程度上成为必然，为了获得从宽处理而认罪、做出“有罪供述”的功利现象，即“量刑交易”也就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 　　根据参与者的不同，这类量刑交易可以分为审辩交易和控辩交易，即法官参与的量刑交易和检察官参与的量刑交易。审辩交易中，法官往往以“做工作”的方式让被告方形成认罪就从轻处理的思想认识，被告方做出“有罪供述”，法官信守承诺，给予一定量刑从宽。即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为保障，承诺量刑减让，旨在获取被告人的认罪等配合以便于定案。这种现象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控辩交易中的“有罪供述”模式的量刑交易则更不易察觉，检察官虽不能直接决定量刑结果，但借由相关量刑情节可以实现与犯罪嫌疑人的桌面下的实质量刑交易 法官实现量刑减让承诺的具体方式既可以是赋予被告人酌定从宽量刑情节，通过量刑情节来调节、实现最终的量刑减让；也可以是依靠自由裁量权在一定幅度内直接确定一个较轻的宣告刑。反观检察官，由于缺乏决定性，多是以承诺给予犯罪嫌疑人相关量刑情节，可能再辅以量刑建议的方式，鉴于我国法检间的紧密联系，这种方式最终也能实现量刑减让。。笔者咨询有多年工作经验的检察官时发现，在实务中，尤其对像贿赂犯罪这类侦查难度较大的案件，检察官往往对确定的有某一笔受贿或行贿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反复强调“自己说出来可以算作坦白、自首，获得宽大处理，要是查出来的，就没这个优惠了”，犯罪嫌疑人因此交代自己犯罪事实、提供相关犯罪线索的，检察官在起诉时也会认定其具有坦白或自首、立功等从宽量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