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场-Aug2614.docxVIP

林毅夫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一言】林毅夫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响当当的经济学家；相比张维迎，林的观点更加为政府接受和采纳；成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但他的加大政府投资加强政府调控之手，却总是遭致市场派经济学人的讨伐。政府与市场是天然的矛盾；市政府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本质上并不那么容易判断；甚至于根本就无法做到….但林提出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令其居于不败之地。 立场坚持者林毅夫：我从来没有反对过市场 林毅夫认为，中国在2008年以后的20年里仍然有每年增长8%的潜力。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新兴大国中唯一没有出现严重危机的国家。林毅夫强调发挥“后发优势”来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创造条件，审时度势，推进制度改革，把旧体制中的各种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场。“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德风险的问题。 “他本质上是一个学者，而不是政客。”经济学家华生一语否定了贴在林毅夫身上的“政府派”标签。 除去学术和政治争议，不得不说，身材颀长的林毅夫身上有种优雅的气质。面对记者的提问，如果他不愿直接回答，他会微笑注视，默然不语，或者给予一个礼貌的回复。如果问到他熟悉的新结构经济学，诸如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等一些话题，他会用温和的语气和笑容正视访谈对象，给予详尽的回答和足够的尊重。这也许是他的学术观点虽受争议但人缘颇好的缘故。 在杨小凯追思会之后，林毅夫写了一篇题为《中国学术界不能只引进》的文章，用上万字的篇幅完整阐述他的看法。他认为1个多月前与张维迎的那场辩论，外界对他的观点有些误读。 8月23日，林毅夫在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复中说，他对各种问题的完整论述可参考之前的系列文章。第二天，他对记者的文章进行了批注和修改。这是他留给外界严谨形象的一瞥。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他就这样在褒贬之间游走。批评者对他颇有微词，但林毅夫始终坚持“后发优势”的立场。他试图将中国的经验上升为一般经济学理论。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和首席经济学家的4年里，他尝试在不发达国家推广中国的发展和转型经验。2012年6月从世行卸任后，林毅夫推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全面总结、阐述了他的理论和观点。 林毅夫说，他从来没有反市场，也从来不反对制度改革。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按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而提出看法的独立学者”。 “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 在林毅夫与张维迎“利用比较优势是政府擅长还是企业擅长”的辩论中，林毅夫至少两次向张维迎说：“这是误解我。” “关于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这是一个误解。”林毅夫对记者说，现在他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靠竞争、靠企业家。“我从来没有反市场。”林毅夫说，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该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二者缺一不可。按照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一方面强调有为的政府，但必须提出一个框架，政府哪方面的干预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不是讨论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 当然，要做到这点，按照目前政府的职能定位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架构，是很难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林毅夫称，“所以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说明何种干预是正确的，何种干预是越位的，不做那些事情就变成缺位、失位了。新结构经济学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就是想解决政府如何不越位、不缺位、不失位的问题。如果因为怕政府越位就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那政府不就必然是缺位、失位了吗？这也是为何在和维迎的争论中，我说政府干预可能失败，政府不干预必然失败的原因。” 记者追问：“虽然您也表示，您所讲的投资并不单纯指政府投资，可是在目前中国特有的经济转型状态中，大部分投资都是政府投资。您认为应该怎样抑制政府投资所带来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和投资中出现的腐败等问题？” 林毅夫回答，这是一个误解，首先，在转型过程中，更多是民营经济的投资，否则，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会从占80%降到现在的25%左右。其次，国进民退的问题，是在2008年以后才被提出来的。2008年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政府推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因为积极财政的项目大部分是由政府主导的大型“铁公基”项目，而给人国进民退的感觉。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铁公基”以外的项目，绝大多数是民营经济的投资，所以，国有经济的比重还是在进一步下降。 在国企改革方面，林毅夫认为中小型国企应该民营化，所有者和经营者统一起来可以避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