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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全球史学家们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史并不意味着讲清楚这个世界的所有故事。研究的对象不拘泥于“何谓全球性”,而是强调联结过程、参与规模,最重要的还是融合。民族史学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过去。不过,历史学家们好不容易抓住了全球化浪潮,没过多久,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今天,在反全球化的时代中,回顾全球的历史又有什么意义那些聚焦全球化的叙事将被如何看待 前不久,著名历史学家林·亨特在其著作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在全球化时代书写历史》)中满怀信心地表示,如同国别史之于国家建构的鼎盛时期——从里到外重新改造了建国者们,强调全球立场的历史方法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接纳,而全球史对应的是开放包容的世界公民。谈到全球化的转向,或许应该提一下德国历史学家尤根·欧斯特哈默。当the transformation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19th century(《世界的转型:一部19 世纪的全球史》)英文版出来后,有评论家给作者打上了标签:“新”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德国,这本书同样引起了轰动。据说某日,欧斯特哈默在康斯坦茨大学的办公室接到了默克尔的电话。彼时,这位摔伤骨折的德国总理正在进行康复治疗,其间她把1200 页的“大部头”读完了。迷恋于中国的崛起以及数字化的影响,默克尔将包括欧斯特哈默在内的全球史学家视为可以提供答疑解惑的智者,因此她特意邀请对方出席自己的60 岁生日宴会,为宾客们讲一讲时代与全球视角。 近代史的实践一直围绕着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大多数的历史就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无论漫步于实体书店还是访问图书网站,在历史与人物传记的书架(栏目)前,你会发现,与爱国主义有关的历史人物和英雄往往是最显眼的主角,内容占比也是最高的。以美国为例,沃尔特·艾萨克森(《本杰明·富兰克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大卫·麦卡洛(《杜鲁门》《约翰·亚当斯》)、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林肯与劲敌幕僚》)通过各自的作品让数百万的读者了解了这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 伴随全球化的出现,原本局限在国界之内的陈旧想象遭到了冲击,历史学家们对于时代的变革迅速做出反应。柏林墙的倒塌、国家资本主义保护壁垒的瓦解、集装箱远洋运输的繁荣、国际大都市的兴起,诸如此类的重要场景不断更新着人们生活的范围和观念。从申根协定(1985)、北美自由贸易协定(1993)到世界贸易组织(1995),国际融合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尽管目前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但签订这些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创造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世界正在变得平坦。”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出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我没有启动它、你不能阻止它。”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除非是付出沉重的代价,牺牲人类的发展和你们的未来。” 作为世界上唯一主导的力量,全球化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流派,被称为“爱国全球主义”。萨曼莎·鲍威尔的a problem from hell: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来自地狱的问题:美国与种族灭绝时代》)、菲利普·古里维奇的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killed with our families(《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以及亚当·霍赫希尔德的著作都将可怕危机中的英雄人物设定为维护人道主义的世界制造者(worldmakers),而不是国家建设者(nation-builders)。与此同时,一些讲述共享这个世界未来的故事越来越多,对应的则是普遍依赖于碳排放的过去。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峰会让“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流行词,并在此后推动了环境史学的发展。时间倒退20 年,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 the columbian exchange(《哥伦布大交换》)——书中描绘了新世界的生物种群在融入欧亚系统后对生态所造成的影响。而时至今日,这本书已然是圣经一般的经典。 2006 年,研究全球史的学者们正式登上舞台。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全球史杂志》)问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帕特里克·奥布莱恩提出为“我们全球化的世界”开展新的宏大叙事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欧洲、日本、中国、巴西等地,尤其是美国,纷纷推出新的课程、研究中心和博士项目。在经历了数年招生不佳、专业水平下降以及历史学博士的就业低迷后,全球史让历史学从业者看到了重获公众瞩目的希望。一时之间,全球史开始风行起来。贾雷德·戴蒙德的书(指《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梳理了横跨13000 年的全球历史,在机场书店变得十分热销。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