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研究.docVIP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研究 　　[摘 要]我国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的构建包含对程序和实体双重角度的考量。对于程序性排除标准之设定，以实物证据收集行为是否侵犯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为判断基点；对于实体角度的排除标准之设定，则是以司法公正的实现为目标。不过，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中的对实物证据收集行为可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之界定，表明其侧重于实体公正与惩罚犯罪目的之实现。可以认为，如何平衡程序法与实体法不同的价值追求，同时在强化可操作性的基础上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乃是未来完善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需要考虑的根本问题。 　　[关键词]非法实物证据；程序违法；人权保障；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4-0059-06 　　一、问题的提出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证据制度框架确立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可以明确的是，在对人权的尊重、司法公正的维护以及保障公民权利和防止公权力滥用等方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凸显了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与功用。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主要来自于以下法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在上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性规定中，对非法证据进行分类以及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标准是最重要的内容。 　　按照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的理解，对非法证据采用何种分类方式，需要从操作层面出发，以便于更好地理解和适用相关规范，因此，“两分法”成为一种普遍被接受的分类方式。“两分法”根据证据的表现形式将非法证据划分为非法的言词证据和非法的实物证据。事实上，这一分类不仅与《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立法精神及内容相一致，也为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采用。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4条从原则上区分了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两类；非法实物证据则包括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等证据。 　　从目前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有关排除标准的规定来看，两类排除标准在制度侧重程度上有所不同。鉴于司法实践中大量案例依然过于依赖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因而在制度上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标准的设定更为具体，以此防止言词证据的非法滥用。综观《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及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内容，涉及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标准的规定明显多于有关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的规定。特别是在《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共有5个条文关涉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标准（分别为第12、13、14、18、19条），较之通过第9条、第26条、第27条和第28条设定的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其内容更为丰富。 　　现代刑事诉讼证据领域和证明理念的发展，在经历了从过于迷信主观性较强的言词证据到不得不强化对言辞证据运用的规制后，越来越强调和重视实物证据的证明作用。这与实物证据自身所具有的较强的客观性和稳定性有关，也进一步凸显了实物证据的证明优势。在司法实践中，实物证据不仅比言词证据更能客观地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而且往往成为检验其他证据是否真实的重要依据。 　　毋庸讳言，对于实物证据重视程度的提高，虽然逐渐改变了“口供为‘证据之王’”的传统观念，但是如果缺乏对取证行为的具体规制，取证行为本身依然会导向权力滥用和对人权的侵犯。应当指出的是，目前我国证据制度仅重视规制言词证据的使用而忽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的完善，这与现代刑事诉讼证明的特点和理念是相悖的。 　　因为对现代刑事诉讼证明理念的理解存在缺陷，我国的证据制度不重视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进行具体界定。同时，在制度实践中缺乏对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的关注，还会导致对实物证据的可靠性盲目信赖，而忽略实物证据的证明力也存在缺陷的问题。实物证据作为间接证据，必须与其他证据相互结合才能形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而且实物证据的证明范围往往只涉及案件事实的一部分，在运用实物证据时，必须要认清其存在的局限性。如果过于信赖实物证据的可靠性，在司法实践中会忽视获取实物证据的行为本身带来的负面价值。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制度视角对我国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进行探讨和反思。首先，审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标准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标准之间的区别，然后，立基于程序价值，考量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