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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沈从文湘西世界民俗审美意蕴 　　摘 要:沈从文的“湘西”系列作品具有浓厚的民俗审美意蕴。在对边地湘西的民俗现实观照和人性与神性的民俗审美烛照中,沈从文完成了对东方“伊甸园”的建构。无疑,长期积淀的楚地神巫文化对他的作品起了滋养和促生作用。同时,由于他缺乏现代意识和理性精神,致使其作品充满家园与诗思的矛盾与张力。 　　关键词:湘西世界 民俗审美 人性 神性 神巫文化 　　 　　“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第二把交椅”[1] 美国著名汉学家金介甫如是说。无独有偶,王一川等青年学者在新一轮现代文学大师座次表上也把沈从文排在鲁迅之后,巴金之前。或许座次并不重要,但它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沈从文那具有浓郁民俗审美意蕴的“湘西”系列作品,愈来愈受到当代人的喜爱,昔日文坛上寂寞的他,将不再寂寞。 　　 　　一、边地湘西的民俗现实观照 　　 　　“不同的地理环境与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在衣食住行方面,中国各地历来就存在很大的差别,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风俗习惯。”[2]沈从文出生于荒僻而富有传奇色彩的湘西凤凰县,这里风景秀丽,人杰地灵,有“中国最美的小城”之称,这里是苗、汉、土家族聚集之地,这种先天的多元文化的滋养使得他对于边地文化有着独特的感受。他在长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度过了纯真的童年和少年,潺潺的流水不仅见证了他生命的律动,更赋予他无穷的智慧与才思,因此,在水中或岸上讨生活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他的创作增添了鲜明的水乡色彩。他一生命运多舛,生活坎坷,这使他对湘西故乡人民的爱恶哀乐和乡俗民风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因此形成了文坛一朵奇葩。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不仅可见到高山急流、险滩行船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更常见到月华如水的夏季、吊角楼灯光的情意绵绵,处处洋溢着美的感受。例如《边城》写碧溪咀的美:“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见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以记数。”作者在用诗性的语言进行描绘时,倾注了他对自然景物的热爱。 　　民间的民情风俗比自然景物具有更深层的心理和文化蕴涵,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面貌。而只有自然景物同民族风情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意蕴悠远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民族审美画卷,“民俗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这是民俗在空间上的差异所反映出来的地理特征或乡土特征”[3]。《边城》几次写到端午节的热闹场面:妇女、小孩子们额角上用雄黄酒写王字;赛龙船的高脚鼓“用牛皮蒙好,绘有朱红太极图”;赛过龙舟还有人赶鸭子的竞赛;中秋夜整夜男女月下欢歌;过年耍狮子龙灯,放炮仗烟火――他在其中向我们展示了湘西人真挚淳朴的性格和对生活的热爱,营造出一种唯湘西才有的文化氛围。 　　在论及“生活世界也就是民俗世界”时,高丙中说:“生活世界是人的家园。人们在其中修养生息,其思想从此出发,到各种高层次的境界遨游。但是,不管它遨游多远多久,它最后还得回到这个一切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的世界。”实际上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沈从文正是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和观光边地湘西的民俗风情的。“都市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与创伤,因而无法使他完全融入都市中去,对都市产生了抗拒心理,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他把目光投向了童年记忆中的“湘西世界”,他“以浏亮明净、潇洒随心的文字把湘西千里沅水和武陵山系十余县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倾入艺术之怀,使人在看惯在这个年代作品中浮华堕落的都会和动荡分解的沿海乡镇之时,一睹‘化外之地’山寨和水码头上宁静秀美而又古朴奇幻的风俗画。”[4]也正因如此,他笔下的人物风景才能如此真实,如此鲜活。 　　 　　二、人性与神性的民俗审美烛 　　 　　沈从文曾说明他创作《边城》的过程:“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个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5]沈从文笔下的故乡人物,都那样淳厚、热情和善良,尽管自己生活水平很低却又那么慷慨好客,诚实可爱,显示出一种原始的人性美。如《边城》中的老船夫“用开水泡好茶,给过路人随意解渴”,渡人从不收小费。小说在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下层人物形象三者的描写上达到完整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 　　毫无疑问,边地湘西奇险秀丽的风光和淳朴和谐的民情陶治着乡民的自然生命力和独特的审美倾向。沈从文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男女间的两性之爱,是一种自然和谐的人事关系,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生活的真与情之美。《连长》中的连长与年轻少妇尽情享受造化赋予的“生命本来的种种”,他们的生命来自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