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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首先成立卜辞和铭文是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 《国语》、《战国策》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第一节《春秋左氏传》 “左氏”是谁与《春秋》的关系如何 何谓《春秋三传》《左传》的伦理原则历史和文学之间…… 史书的体例 编年体 国别体 纪传体 本末体 《春秋》是儒家经典之一，汉代解释《春秋》的学派有多家，《左传》乃其一也。 《左传》属古文经学派，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 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 春秋三传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纯用义理解释《春秋》，而《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后，可能做过相应的处理。 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 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 与“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左传》的作者 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 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 《论语·公冶长》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 清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 。 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公元前389年以前。 所以，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记事年代基本与《春秋》重合 《左传》记事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 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桓公六年 ）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庄公三十二年） 作者所信奉的准则始终贯穿于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述，可谓褒贬分明。书中不少地方揭示了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物暴虐淫侈的行为，也表彰了许多忠于职守、正直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总体上说，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 从道德的高度对历史事件进行评判，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以后的历史书也试图这样做，但效果并不理想。相反，在文学领域，这种追求却取得了巨大成功，无论是古代的诗歌和散文，还是其他的通俗文学形式，作家们都在实践着这一追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系列特征。 作品讲析 《郑伯克段於鄢》 《秦晋殽之战》 《晋楚城濮之战》 左氏得此数国（指周、晋、齐、宋、楚、郑等）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行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诵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啖助语，见《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 《左传》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用追叙、补叙的方法，把很长时限中的事情集中在一起来写，造成了情节的集中性和篇章的完整性。 《左传》最善于用概括的笔墨写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 在叙述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件时，能够确立一个主轴，围绕它来筛选材料、剪除枝叶，使中心突出，线索清楚，结构完整。如“长勺之战” 《左传》写大小事件，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往往着意于意外的转折，突出矛盾的复杂性、错综性，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