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中性沟通的可能性.docVIP

PAGE PAGE 13 公共領域中理性溝通的可能性? ? 本文曾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公共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並承蒙評論人童世駿教授及多位與會來賓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江宜樺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前言 近二十年來，「公共領域」問題獲得知識分子的高度重視。許多關心中國未來發展的人，都想瞭解現代西方國家生氣蓬勃的公民社會是如何產生，以及中國如何才能建立一個同樣生機盎然的公民社會。大家關注的焦點包括：形成公民社會的歷史條件、現代公民社會的類型、維繫公民社會成長的條件、以及公民社會的積極功能等等。這些關於公民社會具體問題的討論，當然有助於我們思考抽象性的公共領域問題。但是公民社會畢竟不完全等同於公共領域，而知識分子所關心的公共領域也有許多理論與實踐上的課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公共領域值得探討的課題之一是「理性溝通的可能性」。簡單地說，我們經常假定公共領域是一個由自由平等公民互動所構成的空間，而他們主要的互動方式則是理性討論與溝通。雖然意見的不同也會使他們產生爭辯或對抗，但爭辯對抗仍然不脫理性的訴求。可是從理論上講，現代公共領域的特色是以價值多元主義為基礎，在一個多元價值的公共領域中，抱持不同價值信仰與意識形態的人能否進行理性溝通，卻不無疑問。更重要的是，就我們的實際經驗來看，社會中不同價值信仰的人往往堅持己見、不屑與相反意見者進行溝通。他們實際上還會以極不寬容、極不友善的態度攻擊對手、誣蔑對方，使任何理性討論的空間都壓縮殆盡。近幾年來在中國大陸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以及台灣社會的「統獨論戰」，都有許多超乎理性溝通範圍的現象出現，像是人身攻擊或挾怨報復。這些現象似乎可以說明公共領域中的理性溝通，並不是輕易就能達成的事情。 正因為不管在理論上或實踐上，公共領域能夠體現理性溝通的可能性存在許多疑問，所以我們才有必要深入反省這個問題。具體地講，我們必須釐清幾個問題：（一）理性溝通與公共領域是否有必然關聯？公共領域在本質上是否為一個支撐理性互動或預設理性行為的領域？（二）如果前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為什麼公共領域的互動者經常出現不理性或拒絕溝通的情形？為什麼即使進行理性溝通，人們也不必然獲得共識？（三）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公共領域中意見紛歧的現象？如果分歧的意見始終無法整合或達成共識，那麼公共領域所以存在、所以稱為「公共」的基礎是什麼？ 在下文的討論中，筆者首先以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與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理論為根據，分析現代公共領域的特性、以及理性溝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接著，我們將以伯林（Isaiah Berlin）、葛雷（John Gray）的論述為例，說明價值多元主義這個因素對理性溝通所構成的挑戰。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英國多元主義思想家的著作裡，價值多元主義並不否定客觀主義與價值的普遍性；但是在中文的語境中，價值多元主義幾乎必然與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劃上等號。這個差別使我們瞭解理性溝通的真正挑戰是來自激進的多元主義思想，而不是溫和的多元主義。本文在結論中將嘗試說明公共領域必須具備哪些條件，才能成為所有公共型知識分子相互溝通、相互較勁的場域。 公共領域的特性 當代西方關於「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或「公共空間」（public space）的討論，以漢娜?鄂蘭與哈伯瑪斯為最重要的理論泉源，而兩者之間又有一定的關聯性。 Seyla Benhabib 認為西方的公共領域可以分成三種基本類型：「競技式的公共空間」（agonistic model）、「法律式的公共空間」（legalistic model）、「對談式的公共空間」（discursive model），三者分別以鄂蘭、艾克曼（Bruce Ackerman）、與哈伯瑪斯為代表。但是如同下文所示，筆者認為鄂蘭的理論並不只強調競技的層面，事實上也有溝通合作與對談。參見 Seyla Benhabib, Seyla Benhabib 認為西方的公共領域可以分成三種基本類型：「競技式的公共空間」（agonistic model）、「法律式的公共空間」（legalistic model）、「對談式的公共空間」（discursive model），三者分別以鄂蘭、艾克曼（Bruce Ackerman）、與哈伯瑪斯為代表。但是如同下文所示，筆者認為鄂蘭的理論並不只強調競技的層面，事實上也有溝通合作與對談。參見 Seyla Benhabib, “Models of Public Space: Hannah Arendt, the Liberal Tradition, and Jürgen Habermas,” in Craig Calhoun ed., Habermas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