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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与启蒙逻辑辨析与国民性浅析 　　【摘要】围绕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这两大主题，近代各位学者有自己的重点并且已著书立说进行详细的论述。一百多年过去，民族与国家危机早已成为历史，但是思想启蒙仍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国民性是思想启蒙的重要部分。在此，从救亡与启蒙的关系问题开始，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这一现象背后的逻辑。并且对国民性作出初步探讨思考，对思想启蒙的具有时代内涵进行分析。 　　【关键词】救亡图存；思想启蒙；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6-171-02 　　一、救亡与启蒙的逻辑辨析 　　（一）救亡与启蒙的关系 　　民族危机始终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所在。封建制度与外来的帝国主义相互交织，严重危及民族和国家。所以其中一个课题就是挽救民族生存危机，建立新中国。为了这个目标，从洋务派到维新派，从改良派到革命派，从无政府主义到自由主义，从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各家各派，各种主义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试图拯救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思想的现代化，即思想文化的启蒙，这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陈独秀在孙中山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构想失败后，意识到从前的革命只是动员群众实现反帝反清的目的，然而多数国民没有得到民主权利，仍不过是“希冀圣贤君主相之施行仁政。”所以提出解放国民思想，让民众主动自觉地争取民主。而这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启蒙，却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被逐渐淡忘。 　　李泽厚认为，从陈独秀喊出民主与科学起，新文化运动就包含着政治的因素。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性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但这一切都服务于政治进步、国家富强。“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这个通过“最后觉悟之觉悟”所要达到的目标，仍然是指向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进步。即是说，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 　　（二）救亡与启蒙背后的逻辑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现象背后有一个根本性的逻辑问题：国家与人民谁是目的，谁是手段？ 　　西方几个流派的观点如下：国家主义认为主权高于人权。其出发点来自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他们认为人类的初始状态是血腥与残酷，丛林法则占主导地位。由于人类无法忍受混乱状态，社会才得以形成。因此，国内或国际的无政府状态行不通，才使得国家成为一个理所应当的行为体。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人权高于主权。他们大多受亚当?斯密影响，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洛克是启蒙运动时由国家主义到自由主义的重要转折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工具，国家主权不甚重要。因为如果是资产阶级统治，则国家是一个被操纵的玩偶，是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如果无产阶级统治，则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不复存在。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逻辑是这样的：个人思想解放可以带来政治进步、国家富强，挽救民族危机。所以要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解放个体思想。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逻辑：国家富强可以带来人个性的解放、自由的保障。 　　在他们第一层逻辑尚未完成的时候，问题出现了。那时，部分青年思想已经较为进步，表现在个体从家庭出走，集体建立工读互助团这样的理想社会组织。然而个体和群体的行为都遇到了挫折，其对于传统社会的反抗仍然归于失败。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着重启蒙开始，又回到进行具体、激烈的政治改革中。”陈独秀的这段话可以很好地说明当时的社会现实：“你谈政治也好，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际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于是他们跳过了在实践中受挫的第一层逻辑，开始第二层逻辑的前半部分――壮大政治力量，建立新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但是这第二层逻辑的后半部分，即富强的国家对个人的思想的解放、对个人自由的保障，直到今天仍然缺乏实践。 　　因此，在笔者看来，救亡压倒启蒙只是近代中国在处理个人与国家关系时第一层逻辑中断的体现，将此逻辑延续下去，启蒙的任务终会完成。 　　二、思想启蒙的主题一一国民性 　　国民性是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从属于上文提到过的“个人思想解放可以带来政治进步、国家富强，挽救民族危机”这一大逻辑。国民性是知识分子通过思想启蒙实现国家富强构想的路径。 　　（一）国民性的由来 　　“国民性”概念的由来，首先要追溯到“国民”。康有为最早使用“国民”这一概念。但严复则是表达国民意识的第一人。甲午战败，日本对中国产生严重威胁。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事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