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爱情与写作（二）.docVIP

海德格尔的爱情与写作（二） 　　　　时光又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阿伦特在20年代中期的爱推动了海德格尔进入智慧高峰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话，那么50年代后她的爱则帮助他走出了政治阴影，重新进入思考和写作的状态；如果说早期的爱主要出自一位少女对一位大师的崇拜的话，那么50年代她的爱则更多出于对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大师的帮助。这时他们的爱仍然不平等，但这不平等至少部分源自阿伦特把爱护海德格尔视为自己的责任。她意识到他对世界的价值，她意识到一个思想的写作者不应被政治错误所压垮，应该在错误面前重新挺立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从1952年开始，阿伦特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好的海德格尔”的守护天使，向整个世界修复海德格尔自己为自己所玷污的形象：她推动雅斯贝斯与他和好；她为出版他著作的美国版四处奔波；她亲自到耶鲁大学讲授他的哲学思想；她为他的一切行为辩护；她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1969年，阿伦特以一篇《海德格尔80寿辰》的文章为他祝寿，在充满爱意之中以诗意的语言淡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错误。“冲击着海德格尔思想的那股风暴，就像千年之后仍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刮出来的风暴一样，并不是起于这个世纪。这风暴起于远古，它留下的完美无缺，像一切完美的东西一样，它又归于远古之中去。” 　　海德格尔是阿伦特后期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他却从未留心这个爱他的女人所写的一切，包括那些其思想意义比他的著作更为重要的作品，更没有想到会从她那里学到什么。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阿伦特是永远离不开他的小学生，他需要的是阿伦特对他的依赖，而且不能比她18岁时差上毫厘。阿伦特不得不假装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她准备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与成就，以此来保全海德格尔对她的爱。1955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震动了整个欧洲，阿伦特却惴惴不安，她害怕他受不了。海德格尔也真的受不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学生——一个在学问上永远离不开他的女人，成为德国的名人。1960年阿伦特《人的条件》的德文版问世，她小心谨慎地写信告诉海德格尔，这本书与“马堡那段日子有关”，但她没有把这本书题献给他。她伤感而诚挚，海德格尔却一腔愤怒：阿伦特不是双目仰视聆听他的教导而是独立思考写作已是不恭，不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就更是傲慢。所以他不但拒不回信，而且背后唆使另一学者拒绝与阿伦特见面。阿伦特幽幽地抱怨：“我知道，我的作品的出版，我的名字的见报等等，都让他受不了。我一直瞒着他，假装书啊、名声啊等都不存在……我还假装什么都不会，连三都数不到，除非事关他的作品的翻译……我如果能数到三了甚至数到四了，他是会很高兴的。但是，突然，我懒得再编谎话了，于是挨了他当头一棒。” 　　生气勃勃的阿伦特有时也确实为自己无法抵御海德格尔的魅力而沮丧，但挨了几棒之后，她还是没有能掉头而去。令她欣慰的也许是，后期的相爱对双方的写作都是有益的，20世纪的思想星空因之而更为深邃阔大。 　　原谅，不仅是因为爱在局外人看来，海德格尔无论如何不够情人，而阿伦特其实是不值得。但阿伦特有自己的理由，她说：原谅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说过：“我很难想象，如果让汉娜去无条件地服从另外一个人，那对她将意味着什么？”是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位高度理性、独立坚强的阿伦特无条件服从海德格尔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每一个热爱阿伦特文字的人都不难为她在私情上的愚蠢怯懦而拍案。阿伦特是对责任、罪恶之类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但在揭发极权体制、拯救犹太遗产的同时，阿伦特却始终护卫着海德格尔，不是一般地基于人情的宽宥，也不是相信天才在政治上有豁免权，而是无视事实地为之辩护，宽大无边地为之呵护。我们除了佩服海德格尔有魅力让这么一个优秀的女性爱得如此昏天黑地、失去理智外，不得不悬想：在多大程度上，爱可以包容与爱相反的性格与行为？ 　　心灵世界永远不可能畅达，甚至当事人自己也不能说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我们惊讶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爱与原谅，也向往着阿伦特卓越的精神境界：她有心胸来包容一个人的巨大过失，她有力量来原谅一个人的极度自私，条件只有一个：她爱他。 　　但原谅不仅仅是情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也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 　　这对非凡的情侣面对的是20世纪“西方的没落”。在充满危机感的时代，海德格尔意欲重新唤醒生命中不屈不挠的力量，《存在与时间》的主题之一就是“决断”。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是个人性的，所以生命的真实性包含着确认死亡是生命的基本前提，并且面对它。这无疑是令人恐惧的，逃避这一恐惧是人的自然本能。海德格尔无情地揭露了现代人没有勇气面对空虚的种种逃避方式，在他看来，社会的公众性使一切都昏暗不清，人生此在被“众人”所统治，丧失了原始的纯粹性。结果人人是人，却无人是他自己。海德格尔的发现有其真理性，但摒弃了“众人”和社会性，真实的存在就只剩下孤独的自我。阿伦特在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