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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第一案 □文文/陈磊 　　2006年12月26日上午，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北京市石景山区儿童侯鸿儒的扶养权纠纷案，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该院确认由其父亲侯波继续抚养孩子，同时要求侯波尽快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 　　至此，这起持续两年多的官司终于落下帷幕。2007年1月初，记者在采访候鸿儒的母亲王育时，她说，她打这场官司的目的是要给孩子争取一个能得到全面的教育和发展的机会，希望孩子能被送到学校学习，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成长。 　　2007年1月19日、1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李奇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杨建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认为，目前，家庭教育在中国还不是《义务教育法》所承认的学校教育的一种替代形式，而作为中国主要教育方式的学校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还是最合适的。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006年4月，在北京市朝阳区工作的王育女士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状，请求法院依法变更自己为儿子候鸿儒的监护人。 　　这本是一起普通的抚养权纠纷，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这起官司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王育的前夫叫侯波，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小区，原在石景山区某医院工作，后因故离职，目前一直赋闲在家。 　　据王育介绍，结婚后，因种种原因，两人感情日益疏离，在孩子出生前就分居了。孩子出生后，王育独自一人扛起抚养孩子的重担。2000年，孩子两周岁时，王育志诉离婚。因考虑到孩子要在北京上户口，王育放弃了名义上的抚养权，但仍一直抚养着孩子，并把他送进一家条件较好的幼儿园。虽然幼儿园是寄宿制，但只要有时间，王育晚上一定会把他接回家，孩子一星期在幼儿园最多住两个晚上。王育闲暇时还经常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亲近自然，培养孩子开朗坚强的性格。为了记录下儿子的点点滴滴，王育还别出心裁地联系北京一家报纸给儿子做了一个整版的母子生活的精彩片段。 　　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持续了5年半，直到有一天孩子突然被候波带走了。 　　2004年6月24日，候波来到幼儿园，但因为孩子近一年半的时间没见过他，比较陌生，吓得躲在老师身后。候波背着手，咬文嚼字地介绍说自己是候泽伦的父亲，要接孩子。但3年的幼儿园生活，老师没见过候波，当然也不让他接。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的老师给王育打电话。 　　王育没料到候波会这样，立刻赶过去。在幼儿园里，两人发生争执。为了平息纷争，幼儿园拨打了“110”报警。警察到现场后，候波讲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在法津上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警察劝解无效，只能说服双方到幼儿园外面协商解决，别吓着孩子。 　　王育带着孩子走出幼儿园，候波跟在后面。突然，侯波从身后一把拉过孩子放在自己的自行车车座上。王育赶紧去拉孩子，但没拉住。在孩子对妈妈的哭叫声中，候波骑车扬长而去。 　　此后1年时间里，孩子再没回到过幼儿园，王育也再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虽然她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候波家给儿子送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并希望能看上儿子一眼，但候波根本不开门，无论春夏秋冬，王育只能把给儿子送的东西放在门外。当时的候波已经从单位离职，主要靠他弟弟的资助生活。 　　2005年7月，经过不懈努力，候波终于答应让王育见见儿子。当王育见到自己的儿子时，发现孩子头发垂肩，浑身的衣服肮脏不堪，目前呆滞，一声不吭，知道妈妈来了也不抬头。整个相处的过程，孩子几乎不说话，一脸木然。这让王育心如刀割。她与候波协商让孩子上幼儿园，但遭到候波的拒绝。 　　据王育说，“为了让孩子重新生活在阳光下”，在孩子被带走的两年时间里，王育找了她能够想到的所有有关方面。包括候波所在小区的居委会、候波的弟弟及父母、石景山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石景山区妇联、石景山区教委等，可是，任何人都“无法跟他沟通”。 　　2006年3月，王育再一次见到了儿子。这次，她与候波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发生了争执。在王育看来，儿子已经7岁半了，再由候波将孩子留在家里封闭教育，会毁了孩子，她下决心把孩子的抚养权要回来。 　　随后，王育向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院很快受理了案件。 　　由于这是我国首例因“家庭教育”引发的抚养权官司，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6年8月3日，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对法院来说，审理过程非常艰难，经过多次庭下调解，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并且分歧过大，无法调解。 　　继第一次开庭审理之后不久，2006年9月7日，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该案，法庭内弥漫着浓重的紧张味道。 　　法庭上，原告王育指出：我要求变更孩子的抚养关系。诉论理由有以下几点：一、被造至今无业，没有经济收入，常年靠借钱度日。二、孩子的成长需要全面均衡地发展，应该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也就是说，孩子应当接受主流的学校教育，应当有自然、流畅、健康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三、作为监护人的被告至今没给8岁孩子上户口。 　　被告候波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