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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理想生命模式 　　自“庄生晓梦迷蝴蝶”肇始，以浪漫主义手法来描写梦幻的文学作品，不绝如缕，源远流长。在数不胜数的“梦幻”作品中，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堪称扛鼎之作，被选入多种教材。如何把握其主题，是教学中的一个关键环节。本文试图对《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的主题作一剖析。 　　《梦游天姥吟留别》又题《别东鲁诸公》。天宝三年(744)李白遭权贵谗毁，被赐金放还，开始再次漫游。他离鲁南游吴越，临行时留此诗向朋友们表白心情。《梦游天姥吟留别》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思想内涵，问世以来，对其主题的探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传统观点把梦境当做李白追求的无限美好的境界，认为它是黑暗现实的对照物，表现了诗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寄托了诗人渴望自由和个性解放的理想；八十年代初，安旗教授在《(梦游天姥吟留别)释幻》中提出：“李白的诗歌富于比兴的特点，又是打开此诗秘旨的锁钥。”“李白这几年攀龙堕天的经历，事涉朝政，难以显陈(明说)；李白这几年中的酸甜苦辣，语言禁忌，更是难以直言，不用比兴手法何以展其义?不用比兴手法何以骋其情?”，这种观点，近几年影响颇大；此外还有“回归自我说”、“光明象征说”，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李白是盛唐诗歌奇才，以非凡的才华，独特的个性，充沛的情感，创造性的思维，谱写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李白的人生理想亦未像中国传统文人那样墨守成规，在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之间作一抉择，而是独辟蹊径。这位浪漫的大诗人把自己的一生设计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慧，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后期“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商山四皓》)。李白以“功成身退”四字把“入世”、“出世”主张完全相反的儒学和道家天衣无缝的糅做浑然一体。“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龚自珍)。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济苍生”、“安社稷”是李白一生的追求。道家遗世独立、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的思想又与李白内心深处对于人生自由的向往相默契。他的狂放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以武犯禁”、“不爱其躯”、“羞伐其德”、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轻尧舜、奚孔丘、平交诸侯、长揖万乘，都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 　　李白的这种生命理想模式，既重功名又重生命，既关心现实政治又向往自由飘逸的生存理念，实际上是为了协调他强烈的个性意识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这是极其浪漫的却又是虚幻的、不可能实现的生命理想模式。李白自负而自信，肯定自己，赞美自己，欣赏自己。他不想做章句腐儒，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求仕老路，而是想象“八十西来钓渭滨”的姜太公，因缘际会，由布衣而卿相，大鹏展翅，扶摇万里，完成儒家知识分子的天职：报效君主，实现社会的自我：一旦功成，则激流勇退，回归山林，放适性情，自由飘逸，实现自然的自我。 　　“身退”的前提是“功成”，所以李白极重功名。现存李白诗作中有大量的干谒求仕、酬赠往还的作品，清晰地记录了李白为走上仕途、实现大济苍生的梦想而付出的不懈努力。但唐朝当时的政治环境已不容诗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唐玄宗已失去奋发进取之心，陶醉于“盛世明主”的赞颂声中；朝政为奸佞宵小把持；李白既无实际的政治经验，其傲岸狂放的个性，亦不见容于李林甫、高力士之流。奉召入京、供奉翰林的结局，是诗人无奈地面对现实，自动请求离开朝廷。李白的第一次政治生涯就这样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南陵别儿童入京》)满怀自信、满怀喜悦而起，却以心情沉重，“五噫出西京”而终(《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短暂的在朝为官让李白看清了当权显贵的真面目。居身翰林供奉而成为从幸词客也与他早年欲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济世理想相距天渊。不难看出，人生的积极抱负渐渐地幻化为梦中的呓语和酒后的狂言，现实的功业之思渐渐转化为追求自由的虔诚之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虽然凭藉着美酒的激扬冲口而出，然终归在“但愿长醉不复醒”的困迷中沉沦，他所钟情的人生生命理想模式遭到毁灭性的挫折。 　　《梦游天姥吟留别》其实是李白长安生活的思想总结，标志着他思想的逐步成熟、生命理想的转折和人文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念及国事日非，自己仕途失意，李白“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未归。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年华老去，白发渐生，辅弼国政的理想彻底破灭，政治抱负化为泡影，李白心中的悲愤不平之气，自然要在诗歌中抒发。诗人一生离别诗异彩纷呈，着墨无数，但以吟梦诗做别的，惟《梦游天姥吟留别》一首而已。实质上诗人不惟以此诗留别，更以此诗明志。人到中年、又刚刚经历了短暂而深刻的宦海生涯，李白以“梦游”的方式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