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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本土文化对佛教及佛经翻译影响 　　摘 要:本文以时间为线,解析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传播过程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在佛经翻译中的体现。 　　关键词:本土文化 佛教 佛经翻译 　　 　　一、佛教及佛经翻译 　　在中国翻译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佛经翻译,从其翻译典籍的数量、参与人数、政府支持、历时之长等诸多方面,前所未有,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 　　在更高的层面上来讲,佛经翻译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语言转换,更是承载了文化传播、交流这样的重任。季羡林先生也说过这样的话:“倘若拿河流来做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袁朝云,2008:45)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印度(据《释迦牟尼传》记载),二十九岁出家学道,六年各方参学,备尝艰辛,穷尽诸学,终于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从而洞察众生本源自性,详知身心潜能的无比妙用,洞彻宇宙万物的来龙去脉。后在世四十四年左右(也有四十九年之说),于印度各国游历传法,仅以言传身教而未留任何文字,涅?后由其弟子将其说法结集,汇为经典。这也是现在我们所见经书名前一般都有“佛说”二字的原因,比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孝子经》等。 　　到了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开始向周边的国家传播。大致在西汉末年、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了我国,而佛经从东汉恒帝末年即开始了汉译过程(据马祖毅,1984:19),佛教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最终融入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这一步极其重要。 　　二、本土文化及对佛经翻译的影响 　　1.由本土文化带来的误解 　　东汉时期,也即佛教传播的初期,并未引起很大影响,也没有得到广泛流传与回应。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佛教被视为秦汉之际道家法术的同类,以至于当时人们对佛教产生了这样的看法:“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佛也。”(参照马祖毅,1998:25)佛教经典中的确有很多类似神通的描写,比如在《观音菩萨普门品》中就有描写,说观世音菩萨度化人时会以多种形态示人,“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摘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版,佛教内部流传资料)经典里所要传达的与其说是神通,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传达,为了广度众生而作的各种努力。但是在当时信奉法术道士的年代,佛被普遍认为是消灾避难的神仙。对应的,此时期的佛经翻译也不受重视,在形式上以私译为主,经费由信仰佛教者自行提供,译者多来自异域,因此翻译方法上以直译为主,较为生硬。 　　2.佛教思想与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及佛经翻译的本土化尝试 　　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儒、道两家思想,必然是一个巨大冲击。一般而论,本土文化为了保持其原有地位,必然要排斥、挤压异域文化,因此,可以想见在两晋之前,佛教必然处于一个受排挤、受排斥的境地。但佛教中圆融的思想赋予其兼容并包的特质,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是一种融会、顺应的态度;而且,佛教很多思想与儒家思想不谋而合,如南怀瑾所说,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时的用心与中国孔子的用心,并无多大差别,旨在“斥外道、说正法、存平等、行教化、正思维、伸智慧”(南怀瑾,2003:376)。所以,在传播上为了使中国读者易于接受,佛教引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已有的概念来解释佛教义理,这样就使佛经的翻译具有明显的本地化色彩。比如,佛经翻译家支谦在翻译佛经时,就是直接用老庄哲学的名词概念来比附佛经中的概念,译《般若波罗蜜经》为《大明度无极经》就是取的《老子》中的“知常曰明”和“复归于无极”。也用“格义”法直接用《老子》中的概念来代替或解释佛经中的概念。并且支谦改胡音为汉意,也属于归化手法。风格上他追求文丽简约,较讲究修饰和文采。支谦的这种翻译佛经的方法引起了佛经翻译史上有名的“文质之争”,虽然在理论论述上“质派”取得胜利,但是在实践上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任继愈,1981:175)支谦这种翻译方法在三国到西晋时期引起了巨大的回应和认同,一方面是由于支谦是本土的译者,熟读经文又熟知中国文化,其表达方式必然适合本土读者的口味。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已不满足于儒家传统学说,积极探寻思想新方向,“并以旷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