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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检察官客观义务 　　摘 要:近年来,无论是倾向于职权主义模式的国家还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国家一般都倡导检察官控诉职能之外的客观公正义务。可见,检察官客观义务备受关注。本文将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产生,概念,价值取向及我国立法现状等方面进行讨论。 　　关键词:程序正义;实体真实;客观义务?? 　　一、检察官客观义务及其溯源 　　在对客观义务进行讨论之前,首先应该明确检察官客观义务的产生及其概念。 　　从检察制度的产生看,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最早在德国确立,当时,对检察官角色的定位有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观派即诉讼当事人派,该派认为检察官仅是承担控诉职能的一方当事人,对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无义务去调查收集及开示,对法院的违法判决,检察机关也无需为了被告的利益去抗诉;另一派是客观派即法律守护人派,该派主张检察官不仅是一方诉讼当事人,也应该承担发现案件事实,维护客观公正的义务。检察官应当“担当法律守护人的光荣使命,追诉犯罪者,保护受压迫者,并援助一切受国家照顾之人民”。[1]不仅搜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也应该收集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刑事诉讼法的目的,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在两派观点的对弈中,最终客观派战胜了主观派,法律守护人的观点即检察官应该具有客观义务的观念在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中得到了确认。法典第160条第2款明确规定:“检察院不仅要侦查证明有罪的情况,而且还要侦查证明无罪的情况,并且负责提取有丧失之虞的证据”,第296条第2款规定:“检察院可以为了被指控人的利益而提起法律救济诉讼活动。”[2]随后,法国等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接受了检察官客观义务的观点。在英美等当事人主义国家,由于传统的“司法竞技”理论受到挑战(检察官过分地追求对抗制及胜诉,使诉讼偏离案件事实,司法公正难以实现),也开始从不同角度主张客观义务。例如,193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Sutherland在伯格诉合众国一案中判示:“合众国检察官并不是代表争议的一方当事人,而是国家的代表,国家公正地进行统治的责任同其统治权本身一样重要;因此他进行刑事诉讼中的利益并不在于打赢官司,而是为了实现正义。正因如此,从一种特定和确定的意义上说,他是法律的公务员,法律的双重目标是既不能让有罪者逃脱,也不能让无辜者遭受惩罚。”[3]日本的冈本泰昌教授探讨了客观义务的内容,认为其应该包括,“探索和追究客观嫌疑的义务;斟酌正当追诉的义务;拥护正当程序的义务。”[4]不仅各国如此,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也规定“检察官应始终一贯迅速而公平地依法行事,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维护人权从而有助于确保法定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职能顺利地运行”,同时,在检察官履行职责时,要求其保障公众利益,按照客观标准行使,适当考虑到嫌疑犯和受害者的立场,并注意到一切有关的情况,无论是否对嫌疑犯有利或不利。 　　二、检察官客观义务理论的基本价值取向 　　“凡谈到社会管理,就不能撇开价值,价值的相互制约和人的目的性。在法律语境中,价值是指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5]关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立法同样有其存在的价值。 　　 (一)客观公正,实体真实。 　　个人所实施之行为与其特定之角色亦有关系,遂不得不为某种行为之实施。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的诉讼行为必然受其角色定位的约束。在实践中,只要发生犯罪行为,检察官首先将自己的职责定位为追究犯罪,使犯罪分子难逃法网。这种片面地控告行为,既与检察官的“法律守护人”身份不符,又不利于犯罪事实的发现,可能导致案件事实的扭曲。而客观义务要求检察官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追诉,既搜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又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同时有的国家主张证据开示制度,要求检察官应将收集的所有证据进行持续性开示,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法官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保证在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内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实现司法的客观公正。 　　 (二)控辩平衡,程序正义。 　　检察官从产生之初就是国家的代表人,其代表国家进行追诉,拥有强大的司法资源,可以动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收集大量的证据,而被追诉方地位却相对弱小,一些被告人往往对法律知之甚少或根本不懂法律,不知如何去收集证据,即使知道,一方面其人身自由受到强制措施的限制,不能收集证据,另一方面,被追诉方收集证据的权利受到各方面的阻隔,不能充分行使调查取证权(律师向被害人、近亲属及其提供的证人收集证据,需要经过法院或检察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近亲属及其提供的证人同意),控辩双方力量悬殊。控辩双方诉讼资源如此不平等,如果不通过平衡机制加以制约,案件真相将难以查清。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赋予检察官客观公正的义务,使法律的天平向弱者倾斜,控辩双方平等武装,保障人权,实现实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