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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影响 　　摘 要：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关键词：明清漕运；商业；语言；信仰；文学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3―0175―04 　　 　　明清时期，北方政治区的粮食仰赖南方经济区的供给，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数千里的运河上南来北往，规模庞大的漕运活动在诸多方面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漕运对商业的影响 　　 　　（一）漕船夹带南方货物的基本概况 　　明清时期，为了体恤漕运旗丁，同时也为了使漕粮能顺利运达目的地，官府允许漕船在运载粮食的同时，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南方土特产即土宜，漕运人员可以将土宜沿途售卖获利以支付漕船沿途所需费用①，或者用其易换柴盐接济食用②，并且这些土宜在河西务、张家湾等处免交课税③。 　　从明朝到清朝，官府允许漕船带运土宜的数量逐渐增加，从60石④最后增加到180石⑤。明清时期，每只漕船的载重量一般为500石，土宜数量高达36％。虽然如此漕运人员仍不满足，他们往往在官方规定的数量之外，私自夹带土宜。崇祯年间，户部尚书毕自严在其《度支奏议》中言及漕船额外多带私货的情况：“夫运军之土宜，单例准带六十石，此朝廷浩荡之恩也。今则违例多带，杉槁木板，满载淋漓，磁器纸张，附搭比比，虽禁戢不啻三令五申，搜盘具报充饷，然诛之不胜其诛也。”⑥与明朝相比，清朝漕船私自夹带土宜的数量更多。乾隆年间，由于漕船私自夹带土宜过多，两江总督萨载曾经奏请“于例带土宜一百二十六石之外，加带七十四石，共成二百石”，但乾隆皇帝认为，旗丁既然可以在126石之外多带土宜，即使增加至200石，也不能保证其不于200石之外又多带土宜，“似此逐渐增加，伊于何底”⑦，因而奏请未被允准。 　　嘉庆十六年（1811），允许湖广轮届改造的漕船“照江西每漕船一只，准带可装300石剥船一只，以便分装土宜运具”⑧。这一政策为漕船私自夹带土宜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从而使漕船夹带土宜更加猖獗。 　　另外，漕运人员往往还在运河沿途口岸、码头、市镇等处揽载商人货物收取运费，商人为了逃避税关盘剥也很乐意利用漕船带货，这样漕船就“沿途包揽，沿途脱却，故其夹带之货，多于额装之米”⑨，从而导致运河上税关征收的税课大量减少。如道光四年（1824），山东巡抚琦善奏称，临清关因“近来货物多系粮船夹带，客贩稀少，税课屡形短绌”。而且，粮船尾随小艇，“近俱设有篷舱，希图装载货物，勾通漏税”⑩。 　　明清官府允许漕船带运的土宜，加上漕运人员夹带的私物及其揽载的商货，三者合计，漕船在运送漕粮的同时从南方带运到北方的物货数量相当可观。明清时期，官府对漕船的行程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如果违误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漕船带运的货物在中途无暇发卖，大多是被带到指定或终点口岸后再售卖。而天津是北方一个重要的漕粮集散地，漕船不仅从此经过，而且经常在此停留，这就为漕运人员售卖其带运的南方土宜提供了理想的地点。因此，大量南方土宜源源不断地涌入天津市场，推动了天津商业的发展。 　　（二）漕运对天津商业的影响 　　1.诸多南方货物丰富了天津市场 　　漕船带运到天津的南方货物种类繁多，主要包括： 　　农产品。天津土质不好，粮食产量不高，经常依靠别处粮食的供给，“麦则取给于河南，米则受济于苏浙，秫粟菽豆之属亦莫非仰食于邻”(11)。康熙《天津卫志》记载天津“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商民均便。河东新创杂粮店，商贾贩粮通济河东一带村庄。”(12)这些由商贾贩卖的粮食大部分是由漕船带运至天津的。 　　奢侈品。清朝诗人崔旭在《津门》一诗中有“沉檀珠翠来闽海”(13)的诗句，“沉檀”是古代女子用来涂唇的胭脂，“珠翠”泛指用珍珠翡翠做成的各种装饰品，是古代妇女华贵的饰物。从“来闽海”可知，天津市场上的沉檀、珠翠等奢侈品来自福建地区，而其进入天津大都是搭运漕船。“船上买花吴语腻”(14)是清人英廉在其《津门杂咏》中的诗句，可见当时漕船也带运花卉来天津售卖。 　　手工业品。天津的杨柳青为运河所经之地，漕船大都从这里经过，漕运人员经常带运南方的瓷器、竹器等在这里销售，所以这些人又被当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