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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治安问题的法治化 　　社会治安问题的法治化，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路径之一。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层面来讲，最可靠、最有效、最有决定性的解决之道还是法治：其一，通过良好立法来正确引导治安，恶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最终会恶化治安；其二，通过公正司法来保障治安，司法不公正就会纵容犯罪，从而激化社会矛盾，成为社会治安的大敌；其三，通过严格执法来落实治安，这是社会治安问题法治化的落脚点。 　　关键词：社会治安；法治化；法律 　　中图分类号：D92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4）02-02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治安治理的理论与实践”（09BSH037） 　　董少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湖北武汉430073） 　　治安是指维护社会秩序安宁或社会秩序安全稳定的一种状态。从语言学分析，治安在前者足动词，在后者足名词，但目标指向都是社会安定的理想状态。也有研究者认为，治安是多重含义的，“以上治安问题、治安状况、治安工作‘三合一’就是治安的完整含义”。社会治安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有序，关系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任何一个国家要繁荣、民族要兴旺、社会要发达，都离不开发展，发展是其中永恒的主题，但是发展必须立足于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环境之中。从哲学上讲，这是“静止”和“运动”关系的体现，唯物辩证法承认运动是绝对的，同时又承认相对静止的存在，“静止”是“运动”的前提条件，如果否认了静止的存在，那么整个世界变得不可捉摸无可认识了，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治安和“发展”就是“静止”和“运动”关系的辩证统一，虽然“发展”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治安”则提供“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宽阔平台，而且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正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日标，社会越发展越安定，社会越安定越发展，二者是正相关的。 　　从中国历史上看，战乱时期，社会不安定，发展也就停滞了，甚至倒退，如西汉末年黄巾军起义、诸侯战乱，出现曹操在《嵩里行》所言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衰败现象，人口急剧减少。治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而任何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可以随意被剥夺，那就丧失了奋斗工作的动力，这个社会也就丧失发展的动力，也就不可能有发展。因此，治安之“静”正是为了“发展”之“动”，安定的环境对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邓小平在20 世纪80年代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社会的两大主题，治安足“和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的前提条件。 　　我国对治安问题极为重视，在治安问题上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不可否认，治安仍然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当前我国在治安上仍然存在着严峻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偷盗难控、黑社会暗涌、群体性事件频发、恶性事件的低龄化等现象，让人们生活在心神不定的焦虑中缺乏安全感，治安问题已引起政府、司法机关和法学界的高度重视。解决治安问题的路径多种，但是最可靠、最有效、最有决定性的解决之道还是法治。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以法治解决治安问题。 　　一、良好立法引导治安 　　（一）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是法治的前提。亚里士多德有着关于法治的经典定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因此，“有法可依”的法是良法而非恶法。实践证明，只有良法才能正确引导治安，恶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最终会恶化治安。所谓良法，就是以正义为核心，以秩序为内容的实现正义、秩序两大价值观最佳组合的法律。良好的治安法律，就是保护人权（正义）和打击犯罪（秩序）的最佳结合，反对偏执一方，过犹不及，良法必然坚持“中庸之道”的方法论。我国明朝是对贪腐处分最严厉的朝代，但明朝又是贪腐最严重的朝代，就此而言，“乱世用重典”并不是法治思维，因为“重典”意味着无视人权，而无视人权最终也不能有效打击犯罪。“打击不力或者打击过力，都会导致社治安问题的发生发展。”用法律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要坚持“罪、责、刑”相适应的正义原则，反对重罪轻判和轻罪重判，不纵不枉，宽严适度，这是良好治安法律的标准。例如，我国对盗窃、抢夺、抢劫的量刑标准不一样，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不一样，“罪、责”不一样，“刑”当然也不一样，这样的规定才符合良法理念。 　　（二）治安法律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取向 　　“无论从宽从严都是为了更好地遏制犯罪，体现法律本性和实现法律目标的辩证性。从严是体现法律的无情和严肃性，震慑犯罪分子；从宽是体现法律的慈悲和宽容性，感化犯罪分子。”从历史上看，严厉刑罚并不能遏制犯罪，从犯罪心理学上推理也是这样，“重刑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偷一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