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深圳沙头角鱼灯舞调度双重仪式性.docVIP

浅谈深圳沙头角鱼灯舞调度双重仪式性 　　【摘 要】本文着重提出沙头角鱼灯舞的双重仪式性，即发源祭祀的本源仪式与舞台展演的仪式规则的共存。鱼灯舞调度体现传统民间认同文化内涵与舞台化转变形式的双重结构，二者的调度在民间与舞台场景的转换中适应调整，以达到文化认同的平衡。并且，双重仪式性研究具备传承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沙头角鱼灯舞；调度；双重仪式性 　　中图分类号：J7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127-02 　　一、舞蹈调度研究现状 　　舞蹈调度即业内常称的舞蹈队形，是形式方面的体现，而舞蹈背后的文化涵义或许才是调度的深意，即调度的组织与形成呈现舞蹈主题的意味。 　　关于舞蹈调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调度的本体寓意，指调度形状的涵义分析与论证。如分析调度不同位置之间的关系，发掘特定调度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2.调度的舞台运用，主要用于当代舞蹈作品创作。前期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调度作为舞蹈构成的要素之一，探讨如何具备“形式的叙事功能”这一表达言语，从而组织运用，为作品主题服务。前者属理论型研究，深化舞蹈调度的功能性，尤其是从原始舞仪传承而来的部落族群的调度功能性，值得深入研究。后者为实践型研究，在舞蹈调度研究中常见，且主要是针对国内外现代派先锋舞蹈作品的调度创作形式进行比照与研究，增强作品创作的调度创新意义。 　　舞蹈仪式性研究则常见于与各种宗教舞蹈相关的形式。如汉代舞蹈与道教仪式的渊源、藏族仪式与宗教祭祀仪式的关系、印度舞仪的宗教深义、原始信仰，以及各种崇拜的当代传承等等，此类研究主要追溯历史真实性，试图还原历史的原貌，再将现有形式与其对应和比较，对比其中之同源异形等内容，展现所谓“仪式”的强大功能性及其存在价值。 　　本文所要强调的研究是调度与仪式性的整合，并提出调度的双重仪式性，沙头角鱼灯舞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有待我们深入挖掘整理，并分析其共性认同的研究方式。 　　二、沙头角鱼灯舞调度的双重仪式性 　　对于仪式的一种解释为：“人们在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物质或神秘力量的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1]传统定义下的仪式显得神圣而高尚，正在经历仪式的人，当他们完成仪式的那一刻，将会获得精神的升华，以及心理的满足与提升。此类感知不但在神灵信仰的祭祀传统仪式中存在，在当代文化融合下的表演仪式中同样存在。本文认为能激起参与者内在升华感、心理满足感的事情本身是具备“仪式性”的。深圳沙头角鱼灯舞形成于明清时期，是沙栏吓村吴氏祖先根据海边生活创作而成，舞蹈时，手执几斤重的鱼灯，摆动调度。每年中秋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以及祭拜妈祖、道教太平醮仪式等都会跳鱼灯舞，它是集祭祀性、娱乐性、社会性于一体的文化融合体。当下，鱼灯舞有其自身的程式以及舞台展示方式，前者是当地人传统祭祀的仪式性体现，后者的舞台展演使其拥有表演性的一面，表演者与观众在同一时空经历一场仪式，此时的仪式性体现为文化的传递过程、文化的自豪感。 　　在当地祭祀的信仰体系中，沙头角鱼灯舞调度遵循特定的规则。沙栏吓村渔民以客家人为主，由于常年生活在海边，生活中自然少不了捕鱼，过去男子出海打渔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便是村民们信奉的保护神。妈祖在当地被称为“妈娘”，曾被朝廷封为“天妃”，而妈祖信仰与道教文化结合的渊源深厚。明代初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提到：“天尊乃命妙行玉女降牛人间，救民疾苦。乃于庚申之岁三月二十三日辰时降牛世间。”明末崇祯皇帝封妈祖为“天仙圣母青灵普化碧霞元君”，后又加封为“青贤普化感应碧霞元君”[2]等。沙栏吓村的妈祖祭拜仪式中有道教信仰的渗透，比如拜妈祖走的路线，无论是开光辟邪的麒麟舞调度，还是鱼灯舞祭拜路线，以及渔民烧香祭拜路线都是按照“左进右出”的路线。这是源于道教“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青龙是福禄吉祥之神，白虎则带着凶猛、祸灾的负能量，左进右出恰恰体现村民们祈福避祸的民间信仰习俗，并且通过鱼灯舞及其祭祀仪式的调度呈现出来。 　　舞台展演在当下的非遗舞蹈传承形式中比较常见。展演必须同时遵循某种能被文化承载者和观者同时接受的规律，执行规律的过程恰恰是双方感知艺术魅力、吸收文化能量的时机。鉴于此，文化承载者从中获得文化认同与自豪感，观者获得异文化的养分，表达出对文化的尊重和需要。沙头角鱼灯舞通过传统节日、舞台竞赛、国外交流，以及沙头角鱼灯节等形式进行舞台化的展演，而调度将在不同的展演语境中产生一定的变化。由深圳非遗文化保护中心主办的“深圳盐田区沙头角鱼灯节”（后称为“鱼灯节”）至2014年为止，已举办四届，为传承沙头角鱼灯舞、追溯鱼灯舞相关仪式而举行的民俗文化节日。第四届鱼灯节为期一周，涵盖开幕式、祭拜妈祖仪式、学习编扎鱼灯、村里聚餐、参观沙头角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