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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文学初期沈从文复出 　　摘要：沈从文由于在政治和文学上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从40年代中后期至文革期间，沈从文经历了被批判――被边缘化――被湮灭的一个历程。新时期文学初期，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的到来和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的召开，沈从文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不仅各种杂志报刊开始刊登沈从文的作品，出版社也开始出版沈从文的作品集，这些都表明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沈从文开始复出。然而，对待自己的复出，沈从文并没有表现的多么积极，相反的，呈现出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情绪。 　　关键词：沈从文；复出；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具有“大团结大会师”意义的的文代会，并没有邀请沈从文参加。由于一直坚持文学的自由主义立场，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在在40年代中后期对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阵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将沈从文斥为斥为桃红色作家，“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1]；更将沈从文定性为“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的”、“地主阶级的弄臣”、“空虚的作家”。[1]第一次文代会对沈从文的拒之门外，事实上，就是对沈从文“反动作家”身份的默认，沈从文自此被边缘化，成为建国后“被改造的对象”，在十年文学中几乎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沈从文作家的身份自此丧失。 　　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送来了“文艺的春天”，许多作家纷纷复出。作为五四时期老一辈作家的沈从文也在文革结束后复出了。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投票选出的八十名北京市代表中，沈从文以总票数第四而高票当选为代表参与此次文代会。以“作家身份”出席会议实际上就预示着沈从文作家身份的重新获得。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沈从文更是怀着“归队”的心情对记者说：“我还要写小说，写第二部自传性小说。”[2]虽然写第二部自传性小说成了沈从文未完成的夙愿，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沈从文确实在文学界活跃起来了。十七年文学期间，在各大报纸杂志几乎没有刊登过沈从文的文章，沈从文的书在经过1953年的“焚书”时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多次的抄家之后，在图书馆中也很难寻得。但是在1980-1982年间，这种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特别是1980年，沈从文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作品14篇，是解放后发表最多的一年。 　　1980年3月古体诗《喜新晴》（1970.9）在香港《海洋文艺》第7卷第3期发表，后又发表于同年5月的《花城》和1981年1月香港的《广角镜》。 　　1980年5月，《花城》杂志出“沈从文专辑”，刊出沈从文的《拟咏怀诗》（1970.9）《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1979.10）以及自定的《从文习作简目》。 　　1980年5月香港《海洋文艺》第7卷第5期刊出《一个传奇的本事》。 　　1980年6月《题记》（1980.3）在《地平线》第11期发表。此文又与同年8月在《新文学史料》第3期发表。 　　1980年11月10日《双溪大雪》（1970）在《文汇增刊》第7期发表。 　　1980年11月12日《忆翔鹤》（1980.8）发表于《新闻学史料》第4期。 　　1980年11月16日《一个无法投递信件》（1980.10）发表于《广角镜》第98期。 　　1980年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第8期发表了英文版的《萧萧》《贵生》《丈夫》。 　　1980年北京出版的《中国杂志》第8期和第9期连载发表了法文版的《边城》。 　　1980年沈从文不仅发表了作品，并且于同年10月2，应美国一些大学的邀请，并得到中国社科院的支持，离京赴美讲学。 　　在此期间，不仅杂志上刊发了沈从文的作品，并且出版社也出版了沈从文的作品集。 　　1980年12月，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沈从文散文选》，并将其列入该公司的“时代文学丛书”系列中。 　　1981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从文自传》，将其作为“新文学史料丛书”。 　　1981年11月和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湘潭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选的《沈从文散文选》和《沈从文小说选》。 　　1982年1月，花城出版社与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开始出版由邵华强、凌宇选编的《沈从文文集》12卷本。 　　198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凌宇选编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卷本，收其旧作50篇。 　　1982年12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收有沈从文文学与文物著作67种。 　　纵观1980-1982年间，发表的沈从文的作品，大部分是他的旧作。在这几年间沈从文所写的新作品，也只是一些题记和回忆性的散文，并没有什么“振聋发聩”的作品问世，在当时的文艺界也未引起巨大的反响。 　　在新文学初期不少研究者也开始研究沈从文。然而对于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