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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遗嘱内容自由与限制 　　摘要：法律的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伦理形式的准则和信条，对法律规定的适用不应该导致违反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如果仅以尊重个人自决权为出发点，而不加入社会伦理因素，显然是不足以构筑私法制度的。因此，如果对以遗嘱继承制度下发生的财产转移不加以适当调整，有可能造成分配不公甚至过度失衡，而是应当基于私法的伦理性因素和私有财产的社会性功能，对遗嘱自由进行必要限制，以此来保证和促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最大程度上的平衡。 　　关键词：遗嘱内容；自由；限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155―02 　　 　　近日，笔者所在的公证处从保护法定继承人的角度出发，对一起遗嘱公证申请作出了不予受理的决定。由此引出了笔者对遗嘱自由与限制的思考，笔者在此试以分析与对比为基础，浅议遗嘱内容的自由与限制。 　　遗嘱是指公民生前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自己的财产作出处分，或者规定如何处理身后事务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体系中，意思自治原则基于“人的互相尊重”的伦理基础而产生，遗嘱自由就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继承法中的体现。它是尊重财产所有人私人意志的需要，也是保护财产所有权的必然延伸，可以说，遗嘱自由制度对维护家庭利益、给予家庭成员足够的公平关怀体现出了现实意义。 　　在当今社会中，遗产处分是影响到社会利益与财富的分配的，因为继承制度作为上层建筑，自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另外，如果遗嘱人任性地滥用权利，就有可能造成继承人需要依靠社会救助，容易造成社会整体利益受损。正因如此，各国以不同形式确认了遗嘱自由原则，我国亦不例外，以遗嘱自由的立法精神体现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充分尊重。 　　实践中有人认为，遗嘱继承是公民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权利，法律不宜过多干预，甚至现实中遗嘱人基于与他人的不正当或者不道德关系，通过遗嘱行为侵害法定继承人权利的情况也有发生。笔者认为，法律的背后总是存在着一定的伦理形式的准则和信条，对法律规定的适用不应该导致违反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如果仅以尊重个人自决权为出发点，而不加入社会伦理因素，显然是不足以构筑私法制度的。因此，如果对以遗嘱继承制度下发生的财产转移、财富分配不加以适当调整，有可能造成分配不公甚至过度失衡，而是应当基于私法的伦理性因素和私有财产的社会性功能，对遗嘱自由进行必要限制，以此来保证和促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最大程度上的平衡。 　　一、英美法系国家之遗嘱自由与限制 　　近代西方在财产法中奉行无限所有权主义，贯彻到继承法中即体现为遗嘱绝对自由主义，应当说，英美法系国家的经济能够得到迅速发展，与所有人的财产权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法伦理的观念是有自身缺陷的。它的根本内容是以个人主义为本位，在实践中容易忽视亲属间的人伦观念。“极端的权利，最大的非正义”。对个人自由的过度重视，使个人能够毫无限制的对财产权追求极限效果时，必然导致一些甚至一系列的社会矛盾，这必将违背法律的本质追求。可见，遗嘱自由是无法回避亲属伦理的内在要求的。 　　因此，英美法系国家于是基于寻求新的社会平衡，开始重新确立法律定位，这一变化体现为以抚养费制度和公共政策对遗嘱自由进行限制。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都规定，行使扶养请求权限制遗嘱自由的主体，一般是与遗嘱人之间存在扶养关系的人，属于但不限于家庭成员，对于不同的成员存在着或严或宽的不同标准。 　　另外，英美法系特有的判例法制度，使得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践中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仅能够最大化的追求个案正义，也能够推进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相对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制定法的形式而言，这样的立法模式更富于弹性，也更加具备可操作性。 　　二、大陆法系国家之遗嘱自由与限制 　　自魏玛宪法规定“所有权附有义务”以来，大陆法系国家从法律思想上对所有权绝对的观念从“私有权绝对行使”转化为“私有权不得滥用”。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模式上追求的是法律的法典化，因此，在民法典中首先确立遗嘱自由原则，接着规定特留份制度来限制遗嘱自由，最后从追求立法逻辑严整的层面上，以遗嘱自由不得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原则为由，量化了遗嘱自由的空间。 　　特留份制度是指由法律规定的，遗嘱人不得以遗嘱形式取消由特定的法定继承人继承的遗产份额，如果未给特留份权利人保留法定的份额，则相应部分的处分无效。最早的特留份权利见诸于罗马法，早期只是表示将父权转移的工具。大陆法系各国也多以特留份制度对遗嘱自由进行了规制，只不过基于各国在原有习俗、道德观念、宗教习惯等历史沿革方面的差异，在具体规定上有细微差别而已。应当说，特留份制度的建立，是顺应世界民法发展潮流趋势的，它是限制遗嘱绝对自由，纠正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的主要措施，体现了社会正义和社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