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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家财政机构国库简介 早在《周礼》一书中就记述了周朝关于国家财政国库机构的组织状况，天官中的财务职责主要是支出，地官中的财务机关是收入， 其格局大体是: 1.总揽国家财政大权的“天官大宰”。 2.主管收支核算的会计之长“司会中大夫”。 3.地官大司徒兼管的赋税收入部门。 4.九府出纳牵制系统(职内、职币、大府、王府、内府、外府、臬府、天府、职金)。 5. 主管国库财物保管部门的“小宰中大夫”，具体事务由下属两个单位负责，第一是“宰夫”，释考每月库物出入，对后代审计很有影响。第二是“大府”职掌库藏， 包括各库财物纳出与岁终总考收支。不同的财物分库管理，故太府又统管有玉府(王用珍宝)、内府(国用财物)、外府(国用钱币)、典丝、掌皮、司裘、酒正等，这种由大府统一控制的国库组织形式，对后世国库组织建设有着深刻影响。 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 财政管理机构在九卿中有少府卿和治粟内史，少府卿“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主要是负责宫廷皇室内部的财政事务；治粟内史“掌谷货”，是国家财政收支主管部门，管理太仓和大内。太仓负责粮谷的仓储出纳，大内负责钱帛器用的保管出纳，仓廪和库藏已初步形成两个互不相属的平行系统。但少府卿职权甚重，超出了皇室财务的范畴，倍以控制国家财政，所以，国库还不可能形成独立而严密的组织机构。当然，国家收入和皇室收入的各自分别，这是秦朝的首创，比起前代无疑是一个显著进步。 西汉沿袭秦制， 皇室库与国库有时互守略域，但更多的时间是互相调拨使用。在汉武帝时，增设水衡都尉负责收入， 少府卿负责支出，两个部门共同掌管皇室库。这样，使皇室财政机构的职权和管理机能得到大大加强，有利于皇帝牢固地控制财权，保证了皇室费用。而国库方面， 由大司农(治粟内史)负责，其中太仓掌粮谷贮藏，都内主管钱帛库藏出纳，相当于秦之大内。这两个自然属性不同的部门进一步的明确划分，给征收、运输、储藏、出纳、核算等管理都带来方便，有效地发挥了国库对经济进行调整和干预的职能。但国库直接隶属大司农，钱帛的调拨和出纳都由大司农掌握，权力过于集中， 容易发生监守自盗的弊病，表明初步形成的国库管理体系仍是很不完善的。 东汉以后， 由于家族地主自成体系的经济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日渐衰落，皇室收入来源萎缩，管理机构也相应精简，水衡都尉裁并于少府，少府中增设中藏府令，“掌中币帛金银诸货物”，集中管理库藏出纳事务，特别是与西汉相比，专门负责国库钱帛出纳的都内一职被撤销，改由部丞主帑藏，这一明显变化反映了国家规模的萎缩，地方财权的相对扩大，国库在国家财政经济中逐渐失去了重要地位。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世族地主占有累世承袭的田庄，又大量荫庇人口，使得国库的税收来源枯竭，加之战争繁频，军费开支急剧增多，使陷于财政危机的政府不得不集中一切财力去应付燃眉之急，因而不仅皇室库和国库再无明确划分，而且国库管理也失去常规。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是秦汉时两套财政管理班子被合并为一个系统，财权集中于宫廷近待机构，由皇帝通过尚书直接掌握整个财政活动，少府、大司农则变为尚书节制下的两个负责库藏出纳的业务部门，实际上是皇室库囊括了国库，国库变成了皇帝的私库。 曹魏时期， 尚书由少府系统中独立出来，成为国家财务的中枢。尚书台中设五曹尚书，其中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对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少府与大司农负责库藏出纳的具体事务， 二者的职权范围已不象秦汉时期那样按皇室库和国库两系统来划分，而是按布帛金银与粮谷薪鱼两类不同业务来划分， 这就使仓和库的分工进一步专业化。少府中的中藏府令负责币帛财物，平准令负责练染诸货物。大司农中则仅有太仓令，主管粮食贮藏、加工和出纳。显然，少府与大司农已成为度支尚书节制下分掌布帛与粮食的两个专业部门。此外，在这一时期，国库机构最重要的变化是出现了由度支尚书掌管的金部、比部，这表明国库出纳的监督系统已初步建立。 晋代少府属官有左、右藏令， 并继续设置金部、比部。东晋之后，库曹御史掌外左库、内左库，遂逐渐代替了少府管理钱币之职，少府基本由财政管理系统分化而变为一个专管手工业的机构。刘宋时，“省外左库，内左库直云左库”，“齐、梁、陈有右藏库无左藏”，都未明言库藏隶属关系的变动，说明仍由侍御史管辖。这一变化的新格局突出体现了以侍御史掌库藏不仅加强了对国库钱币的管理，而且也加强了皇帝对财权的直接驾驭。但侍御史掌管国库毕竟是不正常的管理，它既行使监察权又直接介入财政管理，越俎代庖，破坏了监察与行政分立的传统原则，使国库组织系统极不协调。至于魏晋以后各朝时有左藏，时有右藏， 主要是各朝官制崇尚不同，如魏、蜀、吴三国到两晋，官制秩序均是以左为尊，所以有时没有右藏。 北魏自定中原， 为维持其财政费用，非常重视府库作用，“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收获珍宝，府藏盈积”。太和二十三年，引《周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