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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首都贫困带农村贫困治理路径分析一个农民组织化视角 　　[摘 要]环首都贫困带的形成更多地取决于政策上的限制开发，环首都贫困带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困扰，更是严重影响着“京津冀一体化”重大国家战略。本文从农民组织化的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新的探索，以期寻找到一条新的贫困治理路径。 　　[关键词]环首都贫困带；贫困治理；农民组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5.39.215 　　1 问题的提出 　　在北京和天津周围，围绕着河北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625 元的272.6 万贫困人口集中的“环首都贫困带”。按照国内外其他大都市的惯例，城市的辐射功能可以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可是为什么会出现“环首都贫困带”这一特殊情况呢？除了该地区自古就是贫苦之地，“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耕地瘠薄，产出低且不稳定”[1]，又因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被限制开发等原因外，政策致贫的因素不容小觑：该地区作为首都水源和生态屏障，有关部门限制该地区开发，但缺乏完善的补偿机制，与密云等京属县同策不同利。相较于县城居民，农民的贫困更甚，受政策影响更深。以赤城县为例，畜牧业曾是当地农民的支柱产业，为了配合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自 2002年12月起，首都周边实行了禁牧政策，该县农民收入明显下降。 　　十年过去了，现在又是一个什么状况？学者的研究表明，该地区的贫困非但没有得到治理，甚至贫困状况在加剧（郭晓杰2013，冯茜2015）。对于这样一个分布于首善之地周边的贫困带，贫困的治理不仅关乎该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保证社会的公平与稳定，更是涉及“京津冀一体化”这个国家重大战略的稳步实施。那么，该如何治理“环首都贫困带”，成为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 　　2 以往对措施研究的概要分析 　　关于“环首都贫困带”脱贫致富有效途径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在这十年的探索过程中，由于认识和视角的不同，主要形成了外加的扶贫机制和内生的脱贫机制两个方向，前者是宏观的、固化的，后者是微观的、具体的。 　　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从扶贫对象识别、扶贫项目选择、扶贫资源整合等几方面做了扶贫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探索，是外加型扶贫机制研究的典型代表。此外，那威从建立生态补偿和水资源产权制度、支持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和综合利用优势资源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另外，部分学者从微观的具体措施来解决“环首都贫困带”的问题。李丹基于生态型贫困视角从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生态保护补偿、资源有偿使用、资源深度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促进环京津贫困带脱贫的对策建议；张祖群和赵建强分别从旅游开发的视角研究了扶贫机制；郭晓杰从产业融合的视角提出了环京津贫困带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纵观学者们对“环首都贫困带”的研究，虽然得到了不少有益探索，不过效果并不明显。探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外加的扶贫机制研究，过于宏大，可操作性不强；第二，内生的脱贫机制研究，虽然具体，但部分建议脱离了实际。因此，本文从农民组织化的视角，通过对农民组织化减贫机制的介绍引出从农民组织化视角对治理贫困的新途径的研究。 　　3 农民组织化减贫机制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和促进自身的经济利益而联合起来形成各种经济和政治组织的行动和过程[2]。农民组织化的减贫机制属于内生的机制，是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农民组织化的作用来达到治理贫困的机制。从宏观层面来看，农民组织化使区域农民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是农民实现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根本途径，是应对农村经济战略转型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可以促进农业决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及保障农业政策的顺利实施，也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的最佳载体[3]。从微观层面，农民在组织化的过程中，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建立政治类和经济类的农民组织，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克服“小规模”和“分散化”的家庭农业的弊端，促进了自身的经济发展。前文已经分析，“环首都贫困带”地区农民贫困除了一般普遍性的制约因素外，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更是深刻，鉴于此，“环首都贫困带”农民的组织化能有力地表达和维护农民的利益诉求。 　　4 环首都贫困带农民组织化减贫模式分析 　　“环首都贫困带”区域环境特殊，是首都的绿色屏障和水源地，被限制开发。有鉴于此，经济的发展不能走一般“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三化”道路，只能利用环首都的区位优势加上因限制开发而保留的丰富的生物资源和独特的旅游资源，通过农民的组织化的发展过程，走一条特色的减贫道路。 　　4.1 建立跨区域、分层次的农民联合会，维护和巩固自身的经济利益 　　农民联合会广泛地收集农民的利益要求，逐级汇总，把片面的、浅显的内容升华成整体的、深刻的表达诉求，合理、有序、有力地向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