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新华作家的-新加坡作家协会.docVIP

城市化进程中新华作家的 本土写作与文化想象 石鸣 【提要】新华文学的本土写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后殖民背景下的本土写作，主要体现在对南洋话语的挖掘和构建上；二是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写作，主要体现在对消失了的乡土经验和乡土记忆的回顾和再现上；三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岛屿书写，拼贴新加坡的人文版图，共同塑造对新加坡的新的认知。在上述本土写作的过程中，由于文化感受、教育背景和对历史诠释的角度的不同，形成了写作者一定程度的文化想象。因为这种想象是基于文化的寻根和整合，所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本土写作的人文景观，使本土写作在消费文化中注入了人文温情，在物质追求中引入了心灵感受，在大同的潮流中回归了精神家园。 一、考察新华文学本土写作的背景 从新加坡建国到现在，新华文学经历了几次起伏。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改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华文学的创作走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华作家的思考方式和思考重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从文学中的弱化，新华文学开始从更本质的层面关注新加坡这块土地，出现了令人鼓舞的本土写作。这种本土写作的势态现在仍在继续，它不仅有助于让新华文学从早期深陷于海峡两岸受意识形态影响、混杂着非文学因素的文学观念的对抗的阴影中独立了出来，更让新华作家明确了自己的文学天空，并对生长于这块土地的文学有了自信。在此，笔者试图就新华文学的本土写作，谈谈个人的观察和感受。 从整体上看，新华文学的本土写作出现于新加坡近二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近年来面对信息革命的冲击而转型为国际商业中枢和金融资讯中心所带动的城市化进程这样一个背景之上，所以考察新华文学的本土写作，城市化是首要的关注点。但是，后殖民和全球化这两个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由于新加坡的殖民地历史、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和特殊国情，其建国后的发展历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后殖民的构架下推进城市化、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作为一个资源有限、面积只有六百多平方公里而缺少腹地支撑的小国，新加坡从独立建国之初，就将“维持独立地位和生存下去”[1]放在首要的位置。新政府不仅在政治、司法、教育等方面沿用了殖民政府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并且将英语作为全民的共同语言，因为“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语言的社会里，英语是惟一能让大家接受的中立语，并能让新加坡立足于国际社会”[2]。英语的广泛运用，让新加坡同美英等西方社会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而且在情感上也同西方社会更为接近；经济建设方面，政府则致力于“把新加坡建设成一个能通过贸易和投资，跟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生存的国家，同时成为一个在本区域成功转口货物、提供服务和传播信息的枢纽”[3]，从而让新加坡很早就进入了全球经济的轨道；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为了能更有效率地利用有限的土地，政府取消了农业，将工商业的发展放在首位，这就进一步加速了新加坡的城市化进程。 上述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在经济上非常成功，它直接成就了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不过在文化层面，却对新加坡的文化建设形成了一定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对华文知识分子尤甚。语言政策的实施和亲西方文化的倾向直接改变了年轻一代华人对华文和母体文化的态度，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华文和母体文化产生了极其强烈的疏离感，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华文作家对母体文化命运的追问和反思，引发了新华文学人文关怀下的本土写作。如果将新华文学的本土写作和上述经济发展、语言政策等背景联系起来，则可以发现新华文学的本土写作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走向：一是后殖民背景下的本土写作；二是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写作；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岛屿）书写[4]。 二、在后殖民语境中建立本土话语 后殖民背景下的本土写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们试图在后殖民的背景下审视殖民话语对南洋这块土地及其历史的述说，同时建立自己的（南洋的）的述说话语，来诠释这块土地及其历史，以消解强势文化（殖民文化）对弱势文化（本地文化）的阐释优势；二是以自己的视角和独立思考，关注同这个国家及本民族紧密相连，且有着切肤之痛的文化课题，在批判的同时进行文化构建。这两个方面的创作，都有着明确的文化构建意识和人文价值取向，表现出了作家们的文化使命感和试图重新整合文化的努力。 上述两方面的写作，作品文本都不在少数，其中的代表作，有王润华的诗集《热带雨林与殖民地》和黄孟文、希尼尔、张挥、林高、谢裕民等人的小说和散文等。而年轻作者的作品，则有《新华文学》第51期上“孤岛纪事”专辑等。 《热带雨林与殖民地》是王润华1999年出版的诗集，所收诗作主要从童年视角和第三者视角追记了诗人的后殖民记忆。《热带雨林与殖民地》的主题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对记忆的挖掘、整理和呈现，并且通过这种挖掘、整理和呈现，在再现历史的同时，进一步审视殖民和后殖民所留下的文化影响，以期从殖民与后殖民文化及其影响中突围，而回归自我（甘榜体验）[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