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衡量和利衡量论.docxVIP

一、利益衡量和利益衡量论 　　关于利益衡量的涵义，我国台湾著名学者杨仁寿先生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对“利益衡量”一词曾作过这样的解说：“法官在阐释法律时，应摆脱逻辑的机械规则之束缚，而探求立法者与制定法律时衡量各种利益所为之取舍，设立法者本身对各种利益业已衡量，而加取舍，则法义甚明，只有一种解释之可能性，自须尊重法条之文字。若有许多解释可能性时，法官自须衡量现行环境及各种利益之变化，以探求立法者处于今日立法时，所可能表示之意思，而加取舍。斯即利益衡量。换言之，利益衡量乃在发现立法者对各种问题或利害冲突，表现在法律秩序内，由法律秩序可观察而得知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发现之本身，亦系一种价值判断。”[1] 在笔者看来，其所指的仅仅是作为司法意义上的利益衡量，从更广义的层次上亦即作为法律解释或者法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利益衡量则不只发生在法官判案过程中，其广泛存在于立法、法的解释、法的适用等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不只体现在案件的实体处理中，还适用于诉的提起、中止、终结等各个诉讼过程或阶段；[2]不仅被广泛运用于法律实务之中，也时常被法学理论界所采纳、借鉴、论证。而这些法律现象的发生都要归因于一个理论的提出，那就是利益衡量论。 　　利益衡量论是日本民法学者加藤一郎在批判概念法学各种弊病的基础上于60年代提出的。其作为一种法解释的方法论渊源于德意志的自由法学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利益法学，并受到美国现实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