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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历史人类学中介方法具体与抽象之辩 　　摘 要：基于批判和反思抽象的普遍性原则对具体个体的消解，萨特试图借助历史人类学的中介方法去寻求个体实践与社会总体化运动的中介因素，用以填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空场”，以此来实现个性自由的这一最终目标。然而，萨特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本体论上，不理解社会关系对现实人的本质规定，在方法论上，违背了由思维抽象上升为思维具体的辩证思维原则。这使其中介方法内含着具体和抽象的逻辑颠倒，舍弃了现实个人的阶级本质，本质上依然是抽象个体的思想言说。由此也决定了萨特的历史辩证法只能围绕抽象的个体实践谋划自由，实质是一种抽象的历史图式。 　　关键词：马克思；萨特；历史人类学；中介方法 　　作者简介：王桂敏，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张夺，博士，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山东 烟台 2640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文明理念研究”（15CKS029） 　　中图分类号：B56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8）02-0052-08 　　基于对“经济决定论”之客观必然性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现代人普遍异化之生存困境的探求与破解，卢卡奇、萨特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原则、重构历史辩证法为其理论要义，中介方法或中介范畴当然地成为其方法论的重要选择。萨特试图借助历史人类学的中介方法去填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空场”，然而，他的这一中介方法内含着具体与抽象的逻辑颠倒，其实质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依然是其存在主义抽象个体的思想言说。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介方法的生成逻辑 　　总体性原则与中介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逻辑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卢卡奇、萨特等人试图通过总体性原则与中介方法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就是主客体相统一的历史辩证法，而总体性原则与中介方法则是其方法论核心。总体性原则与中介方法的提出，既是揭示和批判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失误之根源的理论要求，也是服务于“认识现在”，破解物化及物化意识，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现实需要。 　　卢卡奇在批判“经济决定论”这种线性因果观时指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本质差别的不是经济动机的基础地位，而是总体性观点。卢卡奇总体性最直接的含义在于“坚持 　　整体的具体统一”，即不把各个成分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展示不同因素、不同部分间“能动的辩证法关系”。他强调，社会各组成部分与各要素只有放在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关联之中才有意义。只有根据这种总体性关联，才能把社会生活的孤立事实看作历史进程整体的联系环节，才能形成对现实的认识。可见，卢卡奇的总体性具有多样性辩证统一与具体统一的内涵，但他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强调“整体的具体的统一”，而是?猿忠匀说亩韵笮曰疃?为基础、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总体性。从本质意义上讲，总体性是人作为主客体统一体的总体性，当人丧失了这种统一性仅仅作为客体时，就丧失了总体性，就会导致物化现象的产生。 　　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原则为历史发展提供了一种辩证说明，但只有借助复杂的中介过程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现实性。卢卡奇历史辩证法的中介范畴，首先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机制。也就是说，中介范畴作为“方法论杠杆”，其实质是客观结构本身的自我显现，是生成的历史，是对直接性事实的扬弃和超越。其次，在卢卡奇这里，中介与直接性不仅是事物内在的矛盾属性，同时也是主体把握客体的辩证方式，二者统一于认识形成的辩证过程之中：直接性是对客体的肯定和接受，而中介是对客体的否定和批判。再次，中介构成了对物化现象普遍化与物化意识直接性的批判。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与物化意识产生的表面原因是合理化原则，而根本原因则在于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进行直接的、片面的理解，未能将其放到中介和历史总体中予以辩证审视。“每一个因素只有在中介的总体中才能得到自己的真理和真正的对象性。”（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8页。卢卡奇指出，资产阶级囿于直接性之中，采用“直接性的”立场和“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因而无法突破物化意识。而无产阶级本质上是历史总体性的“中介性存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我认识和对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因此，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超越这种直接性，看到“真正的历史的力量”，看到历史的“事实性本身”，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把整个社会看作是具体的、历史的总体；有能力把物化形式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过程；有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