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对汉字解析与认知.doc

耶稣会士对汉字解析与认知 　　[摘　要]16世纪中后叶，东来的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的需要，先后研习日语和汉语，使得日语和汉语相继与葡语、拉丁语等欧洲语言发生了语言接触。汉语在汉字文化圈中的通用文地位，自然让传教士们将认知东亚语的重点放在了汉字这一完全相异于拉丁字母的意音文字之上，他们以反切法、假名等梵语与汉字汉文相接触的产物为基础，逐步建构了一套音素文字视角下的对汉字的解析和认知体系。这套体系与现代认知语言学家总结出来的人类对言语理解的体系性模型，也即从语音知觉，到字词识别，到句法，再到语义的信息递进式加工次序惊人一致。传教士们这种对东亚语言的科学认知模式，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等方面对东亚的语言尤其是汉语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耶稣会士；语言接触；音素文字；意音文字；认知 　　[中图分类号]H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4―0077―08 　　1930年，罗常培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开启了我国关于欧洲人特别是人华耶稣会士认知汉语的研究历史。1983年，时值利玛窦来华400周年，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相继翻译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利玛窦书信集》(光启出版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利玛窦中国传教史》(光启出版社1987年版)等文献史料，“新材料、新问题”掀起了学界对于利玛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热潮，与罗明坚、利玛窦等早期人华耶稣会士相关的语言学研究，特别是耶稣会士所记录的明代官话是否以南京音为正音的讨论逐渐成为该研究领域之“新潮流”。为此，笔者拟在各位学界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对沙勿略、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等早期赴日、入华耶稣会士所建构的对于汉字的解析与认知体系作一次综合性的考述。 　　 　　一、耶稣会士以梵汉语言接触结果为基础解析汉字音韵 　　 　　沙勿略(Francisco de Xavier，1506―1552)等首批赴日耶稣会士在1549年进入日本后，逐渐发现汉字、汉文以及中国文化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他们意识到：如能首先教化中国，那么就能利用汉文以及中国文化对于其周边国家的影响力，轻而易举地达到在东亚布教的目的。在他们看来，欧洲语言与东亚语言之最大区别就在于记录语言的符号，即文字。汉字完全相异于罗马字，它的音意能够分离，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赋予一个汉字不同的读音而表达同一个概念所指，所以，不仅操不同方言的中国各地民众能互通汉文，连文法、语音迥异的不同国度的日本、朝鲜、交趾支那、琉球等国家的人，都能像中国人一样阅读汉文，看懂汉文书籍。因此，但凡对东亚语言发生兴趣的耶稣会士，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将目光投向了汉字与汉文。 　　缘于内外两大原因，耶稣会士在研习汉字和汉文时，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用罗马字对汉字的读音进行标注和转写的问题。一方面如金尼阁所言：“能以字之笔画，象万物之意，中华以为易，敝土又以为难，何也?彼此狃于所熟。”所以，东来的耶稣会士在研习汉字汉文的过程中，便本能地试图寻求一种以他们所熟习的罗马字母去标注汉字读音的方法，以资西人之“耳目”，从而达成运用当地语言传教之目的。另一方面，耶稣会总会为及时了解耶稣会士在传教当地的状况，全面掌握和巩固耶稣会组织，在创会之初就对罗马以外的会员制定了通讯汇报制度――《分散在罗马以外地区的会员写信时应该遵守的规则》，除要求会员信函应尽可能使用拉丁文等以外，对各地通信汇报的频率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所以，自1549年起，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东来的耶稣会士与耶稣总会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经常会有书信往来，文中难免涉及日本和中国的人名与地名，需要用罗马字进行转写。如此，研究日语和汉语的音韵特点便成了耶稣会士研习日、汉语的第一要务。 　　众所周知，在耶稣会士东来之前，东亚三国语言中与语音有关的研究主要以汉语音韵学为主。随佛教东传而来的梵语与汉语的接触，导致或推动了汉字反切法的形成。“率用一字相摩，上字为声，下字为韵，声韵苟叶”的反切之法，虽说以“纵有四声，衡有七音”之经纬构成坐标，但已间接地将一个汉字的音节分解为声母和韵母两个部分，从而搭建了汉字这种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关联。佛教再传日本，继而使日语与梵语相接触，推动了日语片假名、平假名的形成，使日语中的汉字与拼音文字有了直接的联系。因为耶稣会士们所操的欧洲语言皆以拼音文字为书写符号，所以，有反切法和假名作为中间桥梁，他们便有了以音素文字的视角解析和认知汉字之音韵的切入点。换言之，汉语的反切法和日语的假名为16世纪中叶东来的耶稣会士解析汉字读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初以音素为单位、将日语假名分解为辅音和元音的是耶稣会的东方传教先驱沙勿略。沙勿略抵日两年后，虽然还需依靠日语更好的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