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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政治人格研究 　　内容摘要：按中学历史知识，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为使学生们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本文从史实上给苏轼予以全面审视。 　　关键词：苏轼 政治人格 审视 　　 　　据史学家分析，从宋真宗即位时起（997年），北宋王朝就进入了中衰期，内忧外患，朝政日非。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王禹??，就向真宗皇帝进言革新朝政，从而成为有宋一朝酝酿革新思潮的先驱者。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6年），苏轼出生时，宋廷已处于中衰期中叶，到其去世时，宋王朝已到了晚期的中叶而日趋灭亡。苏轼诞生时，由于70余年的弊政累积，宋廷陷入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困境，突显“积贫积弱”两大问题。外不能应付外来的军事威胁，内无法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朝野上下谋求革新，清除弊端的思潮，就更加激昂。于是“变法”、“新政”也就相时而出。可以说，苏轼一生六十六年就生活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少年时代，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青年时代有庆历精神所激励的“士君子”思变求治风潮，“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中年时代有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老年时代有司马光主政的“元?v更化”，这些都是由朝政困境所牵引的政治风云变幻。在这种风云变幻中，苏轼厕身于分别大他17岁和15岁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同朝际会。三人都秉承着“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的精神，面对同样的现实问题，在同一政治舞台上，自觉或不自觉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各人都认定自己的办法――政治主张。 　　一.苏轼的政治主张 　　时代造就人才，苏轼从青少年时代，就一直受着革新思潮的浸润和熏陶。从王禹??、欧阳修、范仲淹的诗，文学习中；从庆历新政短命夭折的教训思考中；从深受庆历新政影响且又主张革新的父亲，苏洵，所给予的教养中；苏轼成长为救时治弊的革新主义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使他敢于展示自己的政治主张。 　　宋仁宗嘉佑六年，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制科考试的夺魁策论，最能反映他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组系列性的政论文章，有《进策》25篇，分《策略》5篇，《策别》17篇，《策断》3篇，《礼以养人为本》和《御试制科策》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如下诸点： 　　朝政的核心之弊是“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四端。 　　欲除积弊，既要稳妥可靠，也要有毅力和决心。“此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这实质上是隐指“庆历新政”失败的内因和外因，即主持者思虑不周，皇帝又动摇不定。 　　对待弊政的态度只能是革新除旧。“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 　　革新除旧的方式，绝不是“托古改制”所标榜的“法先王”、“效汉唐”。所谓“天下之士，方且拾掇三代之遗文，补茸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这实际上是否定某些借托古改制而施行改革。苏轼认为，改革应是针对现实，思谋良策，何须托古！ 　　前三项弊端的解决对策以《安万民》、《厚财赋》和《课百官》三个专题，分别论证具体解决办法。 　　如何息边患，在《训兵旅》和《策断》的专题论证中，详述治军之法和对外作战。 　　史家认为，苏轼的这些论证： 　　儒家的救时观念，与王禹??、范仲淹一脉相承，寄希望于明君、贤相、廉官、勤吏，以求治世而造福万民。 　　民为邦本，革新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前提，这是一种最为根本的政治见解。 　　对解决各项弊端所做的对策富有针对性，有可操作性，绝非书生空谈。 　　这是一种长治久安的远图主张，富有战略眼光。如《均户口》一策，向京城腹地移民，即可开发地利以生财，又可为京城防御外敌增强后方依托。 　　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如主张专任官员以提高效率，以土兵渐代禁军来增强战斗力。这有悖于防止重臣篡权、武人割据的“祖宗成法”，展现了一个改革家的气魄。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振兴朝政上，富有积极的革新愿望，其为政之方的底蕴，颇有厚实的积淀。史载，这组策论，为北宋开制科以来，成绩最优秀者，苏轼也就名震朝野，誉满士林。 　　二.“熙宁变法”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主政，同时成立一个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变法领导机构，也由王安石主持以更易法制。于是开始了以财政改革为主体的“变法”。从熙宁二年七月到熙宁六年八月，先后颁布推行了十余种“新法”，史称“熙宁新法”或“熙宁新政”。 　　由于志在富国强兵，“新法”基本上分属两大类。一类为理财，一类为整军，只不过绝大部分都是理财。普遍认为理财“新法”贯穿着一条红线即“刻意求财”。只有农田水利一项例外，但也有许多“副作用”。所以“新法”遭到朝野臣民的强烈反对，连王安石的两个弟弟居然也属反对者之列。史家认为，王安石的理财思路有其进步意义，他注意到了别人不曾注意的潜在的商品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