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文化,蓬阁对联楹联,文化的研究.docxVIP

“寻踪古楹联，传承汉文化”学术实践报告 ——以烟台市蓬莱阁“海市蜃楼皆幻影，忠臣孝子即神仙。 ”为例 楹联的历史 楹联又称、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对联(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等，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是中文语言的独特的艺术形式。 楹联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它是汉族传统文化瑰宝，春节时挂的楹联叫春联，办丧事的楹联叫做挽联，办喜事的楹联叫庆联。楹联是利用汉字特征撰写的一种民族文体，一般不需要押韵。楹联大致可分诗楹联，以及散文楹联。 随着唐朝诗歌兴起，散文楹联被排斥在外。散文楹联一般不拘平仄，不避重字，不过分强调词性相当，又不失对仗。 春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室门板桃符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中国最早的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 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汉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 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汉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楹联格式严格，分大小词类相对。传统楹联的形式相通、内容相连、声调协调、对仗严谨。 楹联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单就楹联的形式而言，它的渊源可以到《诗经》（公元前5世纪）、《楚辞》（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中的对偶句，如“冬日烈烈，飘风发发”（《诗经　四月》）；“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 采薇》）；“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楚辞 湘君》）；“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如”（《楚辞 少司命》）等等。特别是汉魏六朝诗赋，有大量的对偶句式和骈体格式，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严密工整的唐代格律诗，其中的颔联（第三、四句）和颈联（第五、六句）实际上就是楹联的形式，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渤《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崔颢《黄鹤楼》）、“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杜甫《登楼》），等等。此外，唐代还流行一种联句活动，即两个人以上在一起互相对句。这种对句已经突破五、七言的格局，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可以到九个字或者更多。如中唐时的严维等八人有一次在一起对句，从一言对到九言：比如，一人说“东”，另一人说“西”；一人说“步月”，另一人说“寻溪”；以此类推：“鸟已宿，猿还啼；狂流碍石，迸笋穿溪；望望人烟远，行行萝径迷；探题只应尽墨，持赠更欲封泥；松下流时何岁月，云中幽处屡攀跻；乘兴不知山路远近，缘情莫问日过高低；静听林下潺潺是湍濑，厌向城中喧喧多鼓鼙。”因此，我们不妨这样认为，作为楹联的形式，整齐对仗的上下联句在公元3世纪到公元9世纪的晋唐时代已经形成，但题写在门口的桃符上，成为新春佳节时的一种装饰艺术，或许是公元10世纪以后的事。 如果说楹联的形成在公元10世纪的五代，那么它的发展则在公元10世纪到公元13世纪的宋代，而它的普及和兴盛却在公元14世纪到公元19世纪的明、清两代。有足够的资料表明，楹联作为点缀生活环境的艺术作品，在宋代已为文人学士们所广泛接受和喜爱，并且形成一种题联的风气。一些文人通过题联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感情，有的则装饰于自己的厅堂，以显示自己的高雅和风范。有的则题写在书院、寺庙、园林，以烘托建筑物的气氛。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朱熹都是很喜欢题联的。据载，苏轼在黄州，除夕访友，在友人门上题联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至今民间流传的苏轼巧对的故事相当多。《朱子全集》所载朱熹题写的楹联也不少，如“日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