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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公正评论抗辩原则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９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指挥家石叔挥诉音乐评论家杜亚雄及音乐周报社名誉侵权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判决被告在《音乐周报》上刊登向原告石叔挥致歉的声明，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３０００元。 　　作为国内首例因音乐评论而引发的官司，此案引起了广泛关注。这起官司的大致案情是：石指挥家在杭州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杜评论家认为他的指挥有失水准，在《音乐周刊》上撰写批评文章，称石的指挥“破绽百出”，是“假指挥”、“演双簧”。指挥家遂向法院控告评论家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如上文所述。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各方争论的焦点是：该文是正当的学术领域的论争，还是诽谤？ 　　且不论此案的是非曲直（被告不服判决已经上诉），这一案例把一个新闻学界和法学界争论已久的话题又摆上了前台，那就是：评论是否可以构成名誉侵权？ 　　报道事实和发表评论，是新闻媒体两项最基本的职责。在新闻报道中陈述虚假事实可以构成名誉侵权人所共知；然而，新闻媒体发表“不当评论”（评论有无“当”与“不当”之分还有待界定）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就此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何谓评论？简而言之，就是根据事实发表的意见。对于评论是否能够构成名誉侵权，历来有两种看法。有的学者将名誉侵权界定为传播事实或者发表不当评论致人名誉受损的侵权行为，即事实和评论均可以构成名誉侵权。①而有的学者并没有将不当评论列为名誉侵权的一种形式，认为名誉侵权仅仅是指传播虚伪事实。②那么，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对此问题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关于评论是否涉及名誉侵权，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现今能够找到的只有一条司法解释，即１９９８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中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９项： 　　“问：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引起的名誉权纠纷，如何认定是否构成侵权？ 　　答：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诽谤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新闻侵权。” 　　此条司法解释只限于规定消费者及新闻单位对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的评论是否涉及名誉侵权，对除此之外的其他评论问题没有规定。而且仅就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的批评言论而言，此条司法解释也只是把评论当作事实问题来处理，判定评论侵权的标准还是事实失实。 　　那么，单纯的评论，即基于事实发表的意见，能否侵犯被评论者的名誉权呢？笔者认为，如果该评论依据的事实属实、没有侮辱性言辞，即使评论措辞激烈、尖刻，甚至有失偏颇，也不应该被认定为侵犯了被评论者的名誉权。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公民或新闻媒体拥有根据已有事实发表意见的自由，评论观点的是与非不应当由法律来裁决，而应当通过“意见的自由市场”来求得真知。 　　其实在国际诽谤法中，对这个问题早已经形成了一套“公正评论抗辩”的司法理论及司法实践。所谓“公正评论抗辩”（ｆａｉ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是指，当媒体被诉诽谤时，只要能证明自己的言论是一种评论（即自己是发表意见而非陈述事实），并且该评论是根据一定事实而发的评论，评论者是为了公众利益无主观恶意，就可以为自己开脱罪责。 　　“公正评论抗辩”原则首次被提出是在美国著名的格茨诉韦尔奇公司案（１９７４）中，鲍威尔大法官在判决时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论述：“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则，不存在诸如虚假思想这样的东西。无论一个观点看起来多么有害，要纠正它并不依赖法官或者陪审团的良心，而是依靠其他观念与它竞争。但是，关于事实的虚假陈述却毫无宪法价值。无论是故意撒谎还是疏忽过失都无法促进社会‘无拘无束、健康和完全公开’地辩论公共问题。”也就是说，只有虚假的事实，并没有不当的评论。 　　公正评论抗辩是关于诽谤的宪法理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日益显现，在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审判实践中都已得到确立，被认为是新闻媒体对诽谤指控抗辩的三大支柱。欧洲人权法庭也在判例中多次强调要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分开来，事实需要证实，价值判断则不需要，只要价值判断赖以为依据的事实正确，就不应当予以干预。③ 　　在适用“公正评论抗辩”原则时，辩明涉诉言论是事实的陈述还是意见的表达是最困难的，因为事实和意见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一目了然。美国的伦奎斯特大法官曾做过这样一个比喻：“‘我认为迈耶?琼斯是个骗子’和‘我认为迈耶?琼斯接受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实在是愚蠢至极’这两种表述是不同的，前者不可以被起诉。”也就是说前者是发表意见，而后者是陈述事实。 　　在诽谤法比较完善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