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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朱仲丽从医生到作家华丽转身原因
试析朱仲丽从医生到作家华丽转身原因
2014年2月8日,老一辈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朱仲丽曾担任过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也曾是毛泽东的邻居和保健医生,建国后担任北京中苏友谊院院长和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等职,是我国医疗战线上一个活跃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位人们熟知的“朱大夫”、“朱院长”,忽然意气风发地走出了医学院室;拿起笔,爬格子,写起文学作品来,成为一位著作颇丰的纪实文学作家。
俗语讲,隔行如隔山,从医生转为作家并不容易。笔者认为,朱仲丽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实现身份的转换,是因为她具备了特殊的条件。
一、扎实的写作功底
朱仲丽,1915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祖父是兵部尚书,父亲朱剑凡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王震等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曾是他的学生。朱剑凡早年留日,归国后在自家园林内创办了一所近代女子学校,专门招收女学生。满清皇帝倒台后,周氏家塾改为周南女校,朱剑凡“毁家兴学”,把数十万家财全部献给这座学校。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都曾在这里求学。
朱仲丽从小就在父亲所办的学校里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良好的文学素养与很强的写作能力。1931年,她考入上海同德医学院学习七年,为后来从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她的文学素养仍然存在。以后,一旦有了机会,其写作的潜能就爆发出来。
朱仲丽的文字清新、活泼,可读性很强。1937年冬,朱仲丽来到延安,担任边区医院外科医生。一次,她给一位患者做眼科手术,几位首长隔着玻璃看。后来,在《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一书中,朱仲丽有详尽的描写了当时情景,写道:
有一天,我在手术室里为一位患者摘除眼皮上的一颗大麦粒肿。剪子、刀子、镊子不停地在我手中灵巧地飞舞。做完了手术,我抬头往窗外一瞧,发现了几位首长,正脸贴着玻璃往里看呢!看样子,已看了好半天了。他们是邓小平、贺龙、关向应、杨尚昆等。他们都穿着八路军的军装,笑眯眯的。我向他们点点头,赶紧走出手术室。
第二天,我遇到了贺龙。他笑着对我说:“你真有本领,这么小的年龄就拿着尖利的刀子,在病人眼睛上开刀呀,这真不简单!”
我笑着回答:“贺师长,这是小手术。”
这以后,贺龙便给我当上了义务宣传员,说延安医院里有位科班毕业的医生,不但医术非常精湛,而且年轻漂亮。[1]
这段文字,生动活泼,趣味横生,很是吸引人。
在朱仲丽的笔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也无不栩栩如生、可亲可敬。
二、良好的政治素养
朱仲丽自幼就经受了革命的洗礼。马日事变时,她随父母到武汉,大革命失败后,全家又来到上海。父母和哥嫂以经营酒楼为名,做党的地下工作。另一个哥哥在苏区任红军兵工厂厂长。当时朱仲丽15岁,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1932年,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有一次,因做地下工作,敌人把李瑛、朱仲丽和她的姐姐一起抓走,当时朱仲丽才17岁。敌人审问时,她既不承认姐姐和李瑛是地下党;也不告诉敌人姐夫肖劲光到哪里去了。敌人威胁说:你如果不说就枪毙你,但她没有屈服。由于叛徒的出卖,她的姐姐和李瑛被敌人判刑。朱仲丽由于不满18岁,经地下党的营救,在著名律师史良的帮助下,被无罪释放。朱仲丽经受住了监狱斗争的考验。
1937年冬,朱仲丽来到延安,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初,与王稼祥结为革命伴侣。以后,与王稼祥一起经历了革命的风风雨雨。
1966年,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稼样夫妇虽然与毛泽东关系很深,但仍然没有摆脱挨整的厄运。
一天,造反派要揪斗王稼祥,在中联部礼堂开批判大会。朱仲丽没有任何办法阻止造反派,于是决定去陪斗,与王稼祥同受苦难,以此给他勇气与安慰。她坚定地走上前去,对造反派头头说:
“你们今天要揪斗王稼祥,我是不会让他一个人去的,我要去陪斗!”
“你去干什么?”
“我愿意陪他挨斗!”
“不行!”
朱仲丽也毫不动摇,说:“他是病人,我是医生、秘书,我必须负责。”
造反派头头犹豫了,打电话请示,又和另一个人商量,然后说:“你去吧,上台要弯腰低头。”
据笔者所知,在“文革”中,挨斗者不计其数,陪斗者不计其数,但像朱仲丽这样主动要求陪斗的,绝不多见!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朱仲丽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仰,并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她热爱党,热爱领袖,因此,无论她写什么,即使写“文化大革命”,也都是浓浓的正能量。
三、丰富的人生阅历
由于工作的需要,朱仲丽曾接触并熟悉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亲历了许多重大事件。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为其日后的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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