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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8 别纠缠于TD创新，看看科技创新的台湾样本 当我们仍然纠缠于TD式的自主创新，依靠行政力量吃饭时，我们不妨放眼看一看它山之石，看海峡对岸曾经走过的创新道路 文/郭建龙 台湾地区电子业发展史虽然称不上完美，但它从1970年代启动，到1980年代爆发，1990年代成为中流的例子似乎告诉我们：1、政府如何在竞争的环境下令中小企业成长；2、中小企业如何融入世界、而不是和世界隔离，从而取得竞争的位置，并逐渐积累优势；3、政府的政策如何从研发上帮助民间企业，而不是扼杀民间企业、培养官商。最终令整个社会经济受益的。 台湾的科技除了IT业之外，还包括工具机、生物医药等方面，但我主要谈的就是IT产业，以及芯片（IC）业。在这里，我会尽量完整地讲述台湾IT发展的经过，从它的农业时代讲起。 前戏：扎下自由经济的根 我想扯远一点，谈论台湾经济史上的两个人，由于年代很早，他们和科技发展关系不大，但他们却决定了如今台湾的经济的形态：自由经济、民间经济、参与开放世界的竞争而不是封闭，正是这些基本特征使得台湾的中小企业特别发达，并受益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 这两个人分别是“台湾经济的总设计师”尹仲容和第一位获诺-奖提名的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 国民党迁往台湾时，宝岛刚从日本人手中拿回不久，岛上日据50年留下的沧桑随处可见。台湾岛当时是一个农业岛，主要生产甘蔗、香蕉等，就算有工业，也大部是加工甘蔗的工业，其余零星的工业或是为了日本战争需要，或是作为日本本土工业的补充。 国民党治台后引起了严重的通胀，后来就有了台币改革（把贬值的旧台币更换成新台币）、美援的恢复、以及土地改革。其中土改强调赎买政策，先减租（最高37.5%），后由“政府”将多余土地从地主手中买下来，再卖给少地的农民。“政府”支付给地主的大部分不是现金，而是当时仅有的几个大厂的股票，农民也不是一次性把钱款交给“政府”，而是分十年还清。这样不仅农民还得起钱，实际上买地比租地出的钱更少，并且，地主由于有了股票和资金，开始经营起工商业来。台湾的土改是一个极其成功的样本值得研究。 到了1950年代，台湾的经济算是稳定住了。这时，一个叫尹仲容的人走马上任。 尹仲容的前半生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官僚，与宋子文相善，主掌过中央信托局。1951年，美国政府恢复供应台湾每年一亿美元的美援，这笔钱成了台湾经济恢复的重要因素，所以美援运用委员会成了几个重要机构。 1954年尹仲容实际掌管了美援委员会，1958年兼任“行政院”外贸委员会主委和“中央银行”总裁，成了集美援、金融、外汇、贸易、经济权力于一身的“财经沙皇”。如今，在大陆的历史上，有如此重大权力的人或许只有朱镕-基可以与他相比。 但当时台湾面临的问题也和大陆曾经面临的一样，甚至更加复杂：1、金融管制；2、外汇管制、复式汇率盛行，如果要结汇，光有钱还不行，还需要一种叫结汇证的东西，否则不管是汇入还是汇出都受到管制；3、岛内物资缺乏，农业为主，转型困难。 当一个发展中的地方政府面临这样的局面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计划经济的思路，因为这是最直接的思路，不用动脑子都可以想到：如果事情不好，我主管者就应该立即插手。况且尹仲容大部分时间都在当公务员，又是电机系毕业，更容易变成技术官僚，而技术官僚最信奉的就是“Nationalism（国家主义）”。 但在尹仲容的主管下，台湾经济却渡过了这个险滩，开启了一段号称“第一次经济自由化运动”的航程。这就不得不谈到蒋硕杰等经济学家的影响。 大陆有一批人现在对哈耶克推崇备至，却很少注意到，华人中还有一位哈耶克正宗的入室弟子，他就是蒋硕杰。 蒋硕杰信奉自由主义，在伦敦拿到博士学位，归国后曾就职于北京大学，后去了IMF就职，尹仲容找到了他和另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刘大中，力邀他们去台湾就职。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是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思想，流行政府管制，经济自由主义恰好处于低潮，蒋硕杰的所谓单一汇率、汇兑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等还属于国际上的异数。但尹仲容却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岛内逐渐废除了结汇证、提倡自由贸易、有保护国内市场转变成鼓励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在全球化中寻找机会。 相传蒋硕杰第一次见尹仲容时，感到尹是个技术官僚，没有什么好谈的。但他赠送给了尹一本书，J.E.Meade的《计划与价格机能》。尹仲容读完后，认定这是本有用的书，并特别注重几位经济学家的建议，开始了经济自由化运动。 这次自由化运动造就了台湾经济的特质：政府放松管制、中小企业遍地、出口扩张导向、经济爆发式增长。1990、2000年代中国大陆沿海的中小企业就很像当年台湾的经济状况，可见，政府只要放松管制，是可以带来激烈竞争式的经济的，在众多活跃的经济个体中，通过互相竞争和互相吞噬，成长出大企业来是迟早的事情。但一旦政府加强管制，经济活力立即受到抑制，如果作为主体的企业无法成长，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