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布雷故事意义.docVIP

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 c.1343-1400)是14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英国诗歌之父”。乔叟的诗作，尤以《坎特伯雷故事》为甚，历来备受关注。西方的乔叟研究，始于15世纪，至今从未间断。主要的研究流派，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本研究。这一类研究的特点，重在考证甄别，去伪存真，目的是从大量现存手稿中，找出乔叟的作品。由于其作品多为分散的手抄存本，研究者们将经过考证的乔叟作品，列成不同的序列，加以研究，并通过作品的内在联系，佐以乔叟的仕途沉浮，试图模拟复原乔叟当年创作的时间顺序。由于历史久远，确凿证据的缺失，前一种方法显得相对客观，而后一种方法，多少会受制于个人的主观因素，因而争议不断。第二类属宏观研究，源流或学派上的分类，应归人欧洲大陆学派。这种研究方法，是将乔叟置于14世纪.欧洲的文化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一派的学者，多根据乔叟作品的语文特点和情节脉络，断定昔日乔叟的作品，乃依袭法国和意大利诗人的创作，依葫芦画飘，实属模仿之作，因而有流传甚广的“乔叟创作之三个阶段”说。第三类，谓之乔学研究的英美流派。这类学者对上述宏观研究不屑一顾。他们默认法国文学对乔叟的巨大影响，却断然否认乔叟与意大利诗歌及其诗人的干系，甚至断定乔叟定然未曾读过薄伽丘的作品，也从未与薄伽丘有过任何接触。他们认为:乔叟的创作，皆为独创;至于形式与内容的相似乃至相同，纯粹出于巧合。这类学者尽使所能，或借助文本，或取诸历史，刻意论证乔叟作品的独创性，进而维护其“英诗之父”的形象。 上述三个“乔学”流派，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一个本质问题，即乔叟文学成就的定位。 自14世纪后期，德尚(Eustache Deschamps, 1346-1406)之后，直至19世纪末，欧洲主流学术界对于乔叟的定位，是将其视为法国文学和意大利文学的模仿者，兼翻译者。期间虽不乏为乔叟大唱赞歌的文人学者，然所盖地域，则多限于英伦之内。19世纪后期以来，为重新定位乔雯文学贡献的呐喊之声，跨过了北大西洋，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渐渐汇集成阵阵浑厚的声响。这个时期，大洋两岸英美乔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有美国人基特里(George Ly-man Kittredge)的((乔叟与其诗歌》( Chaucer and His Poetry,1915)、娄斯(Lowes John Livingston)的((乔叟与但丁 )) (Chaucer and Dante,1917)、贝瑟尔(John Perceval Bethel)的((但丁对乔叟思想和表达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Dante on Chaucers Thought and Expression, 1927)、许莱士(Howard H. Schless)的《乔叟与但丁:重新评价》(Chaucer and Dante: A Revaluation, 1980)和英国人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的《爱的寓言:中世纪传统研究》(The Allegory of Love: A Study in Medieval Tradition，1936)。然而，上述乔学研究经典的所论之道，却又不外乎两条:一是着眼文本，二是依就时代。两者之间，径渭分明，鲜有集两者于一身者。倘若细读《坎特伯雷故事》，就会发现：凡乔叟所写，包括那些从法国或意大利作家作品直接改写过来的故事，经过乔叟的剪裁梳理，无不显示出其独创的闪光之处，和他“得于斯、高于斯”的归化叙事手法。由此可见：乔叟始从起笔写作，就开始展现其独特的思想体系与其迥然不同的文学表现手段。本文撇开国外上述诸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是非之争，通过梳理、评价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辅以乔叟的生卒年谱，以多重视角，聚焦《坎特布雷故事》，将对这一作品原创性问题的探讨，纳人学术范畴。不过，要论证这个问题，恐怕要涉及以下三点:第一，对于中世纪文学作品的“独创性”意义的界定;第二，对于乔叟三个阶段的重新认识，包括对乔叟文学创作独创性时间的重新划分，第三，《坎特伯雷故事》的独创之处及乔雯对于英国文学的贡献。其中第一点是关键，第二和第三点是佐证。 文学作品的独创性，一般是指文学作品的原创性。这一原创的“第一”原则，整体上应该包括情节、人物刻画和人物的对话设计，也涉及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及写作技巧。若按今日世界普遍遵循的现代版权意识的标准和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关于素材出处的注释体例加以衡量，乔叟的作品无疑大有“剽窃”之嫌。因为乔雯的《坎特伯雷故事》，一如他的其他几部主要著作，无论从作品的框架，还是故事本身，都能从法国抑或意大利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出处，于是，一提及乔叟的独创性，便会招致质疑，进而易使这类主张的倡导者们望而却 步。然而，对于中世纪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