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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职业的发展趋势 白求恩医学院临床医学（七年制） 张敏 7010042 自古以来中国便崇尚对法律的建设，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韩非子提出了法的概念，要求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虽然严厉苛责，是帝王驾驭百官惩治百姓的利器，但立足于那个年代，不得不说是巨大的进步，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代王朝虽儒家学说为治国依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对法律的建设还是相当重视，素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法律的强大约束力可见一斑。古时执行法律的是各级官员，虽不免有世袭裙带关系而涉足官场的不学无术之徒，但多为十年寒窗苦读的士子，他们通晓理义，更崇尚清明的道德，便有了像包拯一样流芳后世的官员。 立足当今社会，法律不再是帝王将相惩治黎明百姓的武器，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而是维持社会场之久安，不断向前发展的法宝。虽经十年浩劫，中国的文化法律濒临崩溃，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止十年二十年，但自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更成为了治国根本。我们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但中国法制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法律职业作为中国法制建设的中流砥柱，对完善法律体系，提高国民的法律意识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十一世纪的法律人士不仅要有专业的法律知识技能，更要有高尚的品格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立足于职业教育的法学教育，是指法学院以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要求的职业法律人才为目标，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国情之下，从教育的一般逻辑来说，法学教育也不能走片面法律职业化的单行道。其基本依据是：目前的大学法学院不仅承担着培养法律专业精英和法律职业人才的任务，同时还肩负普及和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文化素质，改变国民教育的一般文化素质状况，提高全民普遍的文化水平的基本任务；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公证、企业法律顾问等法律服务者不能只具有法律职业知识，还必须具备相应的文化素质、社会责任感、道德修养等，单一具备法律职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并不意味着就能达到法律从业的应有效果；实践证明，一名优秀的法学职业者往往具备相当的人文社科乃至于自然科学的综合素质，法律知识的习得与应用需要以综合素质为基础。因此，面向未来的法学教育改革，必然是职业教育与素质教育相互结合、同时并举。21世纪法学教育应该坚持的方向之一，就是精英教育，即为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以专业化和职业化为背景，以培养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法律素养、实践能力和人文精神的法律职业群体为使命和目标。中国的法律教育以及法律职业的发展由于战争和后来共和国的头30年对法治的排拒而陷入长达40年以上的混乱和停滞。战争期间，法律当然不会发生作用；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又陷入和平时期的动荡。传统社会主义学说对法治的天然排斥，阶级斗争理论的急剧强化使得权利话语完全无从发生，法律教育以及法律职业都成为政治的附庸，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法治从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完全消失。这场持续十年的社会震荡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道灾难，同时也使得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1970年代末期开始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也许跟其他一些正在走向西方化的国家一样，中国的法律教育面临着的不少困难正来自于从法律制度到法律教育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这一事实。虽然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孔子这样的伟大的教育家，但是，法律职业及教育却完全是舶来品，是从西方引进的。同时，在引进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两种主要的西方法律教育模式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的那样，由于渴望尽早取消领事裁判权，也由于日本的巨大影响，当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英美法本身的难以借鉴，因此，中国近代型法律制度走上了欧陆法系的模式。与法律制度相适应，法律教育也是以大陆模式为基本样式。这表现在招生对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和法律分析的方式、概念体系以及教学内容与制定法之间关系等各个主要方面大致上都接受了欧洲大陆的模式。，从法学和法律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法学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法律职业是生存在一个鲜活的世俗世界之中的，因此必须要有一个与自治相反的维度，那就是开放。法学和法律职业需要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汲取营养；在早期，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对法学研究的推进以及最近数十年间经济学、阐释学、人类学以及文学批评对法律思考的影响都是这方面的例证。法学不能脱离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社会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