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直隶士绅与义与团关系探析.docVIP

19世纪末直隶士绅与义与团关系探析 　　【摘 要】 本文探析19世纪末直隶士绅参与义和团运动的深层社会原因。文章首先分析了19世纪末直隶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清廷统治衰弱，在外国势力的冲击下，旧的社会结构受到挑战和威胁，但新的结构尚未建立，在感到无力维持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情况下，去寻找一种新的途径来改变处境，这应是直隶士绅投身于义和团运动的根源之一；其次，列强瓜分中国，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激发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与民族情感，忧国自尊与盲目排外的心理表现极为典型，当这股力量遇到新的途径和机会时，就统统以排外的方式爆发出来。 　　【关键词】 直隶士绅；义和团运动；社会结构 　　 　　甲午战后的中国处于强邻环伺，危机四伏之中，社会剧烈动荡。直隶为畿辅重地，处天子脚下，是晚清的政治、文化、军事的中心地区。因此，社会各层面的矛盾与冲突显得更加错综复杂，中与外，新与旧等多种力量纷纷登场，均力求在近代社会的错动中寻找到合适的位置。士绅，作为省内原有势力的代表，在这场错动中也做了充分的表演。让我们先循着社会结构错动的脉搏，去探求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的深层社会原因。 　　一、19世纪末直隶的经济、政治、文化结构 　　19世纪末的直隶社会经济虽是以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方式为主体，但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渗透下，已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首先，农业结构中出现的最大变化是农产品商品化。在承德、广平两府下属的14州县，所种的棉花“或设轧花厂，或收买运出口岸，此可获利二也”。［1］其次，手工业结构的变化尤为显著，甚至面临破产的危机。如文安“自西欧通商以来，其所输入之布，物美价廉，士民多购用之，渐至机户亦狃于价值，而弃其所业。”［2］在雄县“油脂麻油能和味，棉子及蓖麻油可点灯，俱各灯油，近因煤油盛行，多已歇业。”［3］总的情况是“手工业无形破产，农民经济影响甚巨。”［4］再次是交通运输结构的变化。1895-1900年间，清政府在直隶境内修筑了津榆、京津铁路，芦汉铁路芦保、保正段。铁路的兴建侵占了大片民田，铁路修到哪里，外国势力就??透到哪里，加剧了对这些地区的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如抚宁县“往日多贸易关东，借谋衣食。自火车通行，本地无大宗出产，生意日就萧条”。［5］连外人都承认“铁路的建筑，将使全体职工阶级，谋生之道减少”。［6］加之铁路修建后，多被外人控制，“铁路工役又多属教民”，［7］造成多经过地区运输工人和镖客失业，驿站人员减少这些人生活失去保障，汇入到流动人口大军中，成为社会中不安定的因素。交通运输结构的变化同样成为引发经济结构错动的重要因素。 　　直隶社会经济结构中诸环节间的错动，并不是单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在外力压制下一种扭曲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在进出口贸易所呈现的逆差。而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丝、茶，其主要产地又在东南地区，正如一位外国人所评论说：“中国南部的棉织品也遭受外国竞争，但土布贸易的如何缩减，都充分为外国人对绿茶的需求和绿茶的增减抵补了。西南各省因与外国发生关系而产生的商品繁荣，却是华北相对的和绝对的衰落的另一个原因。”［8］因此，同样是遭受外力的冲击，直隶的损失应更大些。总的特点是渐渐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附庸，失去了自主性。这种错动的特点使直隶社会经济更加脆弱，由此引发的动荡和贫困也就在所难免。同时，应该看到直隶的许多士绅具有双重身份，既有功名和地位，又有土地和财产。 　　直隶社会经济结构的错动势必影响到政治及认购，已往研究者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论述很多，但对直隶近代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还缺乏深入探讨。在晚清，地方社会政治结构中呈现出的显著特点是官、绅二元结构，这是以一定社区为范围，以中央集权的弱化为前提的。士绅虽非官吏，但在封建社会却是“四民之首”，也为官府所倚重。尤其是在灾难深重的近代中国，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国内人民起义，到加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士绅借筹饷练团之机，大力发展地方势力，形成了“虽举贡诸生皆得奋其口舌与地方官为难”的局面。［9］直隶是举办团练最早的省份之一，并在镇压北伐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力量不可低估。此外，士绅作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官府在地方上的举措也要借助士绅的力量。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中，士绅能够在统治者与下层劳动人民之间架起桥梁，起了某种缓冲作用，能够以将相的辅佐来协助和调节统治秩序，特别是在中央集权衰弱的情况下，这种官、绅二元结构能够保持自身的稳定和再生活力。 　　但是，帝国主义，特别是教会势力，不仅从经济上，也从政治上向直隶传统社会展开了冲击。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未尽，西方传教士便迫不及待的踏上这片土地，他们认为在直隶传教更便于实行对华的侵略和渗透，所以《北京条约》签订至义和团运动兴起时，直隶除少数地区有英、美、俄等国的教会势力，绝大部分为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