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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与女真与蒙古统治集团之关系探析 　　摘要：全真教是在金元时期北方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背景下，由汉族人推动发展起来的，它与女真、蒙古统治集团的关系非常复杂。总括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全真教以压制为主，而蒙古统治者则以优遇为主。这种关系是女真或蒙古统治集团根据其统治利益而决定的。除了当时的现实利益外，还与这两个民族对宗教的态度有相当关系。比较而言，女真统治者对宗教较平淡，而蒙古统治者对宗教则较狂热。这样，在施行统治的过程中，女真对宗教就比较注意控制，而蒙古当然就比较宽容。全真教在金元时期的沉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道教；全真教；女真；蒙古统治集团 　　中图分类号：B9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112-07 　　全真教肇始于金朝初期，大盛于金元之际，入元后仍相当活跃。这个以汉人为信仰主体、以北方为主要活动地域的道教新派，“学者通天下，无虑数千万人，而习他教者为衰，呜呼盛哉！”金末全真极盛时，乡闾都邑，在在有之，元翰林学士宋子贞说：“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大都大邑者哉！”全真教徒亦良莠相间，大儒元好问对此即颇有微辞：“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俱化。”全真教规模如此庞大，成分又如此复杂，女真、蒙古统治者该如何待之？简括而言，金朝对全真教以压制为主，而蒙元则以优遇为主。当然，女真、蒙古统治者对全真教虽态度截然有异，但目的则同，均欲使之符合自身统治利益。本文即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或有不当，敬请指正。 　　一、金朝：控制与利用 　　金朝占领中原地区后，以汉族为主体的道教新派出现三个：太一教、大道教和全真教。其中全真教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与最高统治集团的关系也最为复杂。如果把朝廷召见教派人物看作是承认该教合法地位的标志，那么，太一教从创教到被金廷承认大约10年时间，大道教15年左右，而全真教则几近30年。并且太一、大道两教的创教者萧抱珍、刘德仁均以教主身份被召，而全真教不但创教者王喆未及被召，就是后来首次被召见的也不是当时的掌教刘处玄，而是王处一。从表面看，女真统治者的这种举动未必有何深意，因为从有关史料判断，其时金世宗年迈体弱，加之“色欲过节，不胜衰惫”，于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全真教中王处一最以神异著名，人称“铁脚仙”，据说有“起死嘘枯”之术，故王处一被召似在情理之中。不过，金世宗似乎并未迷信这位大仙的神异，“僧徒怀嫉妒心，多输金于中使，以为先生非真仙也，鸠酒可以验之。上以为然，乃赐之三杯，先生饮迄，殊不烦躁，终莫能害”。这种饮鸠不死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姑不深究；但它或可表明全真教跟女真最高统治者的第一次接触，并非很顺利。其实，这种情况，可看作是全真教与金朝关系的一个缩影，即面对全真教不断发展的现实，金朝既疑惧又无奈，禁之不止，只好承认其合法，因为对具有深厚民间基础的全真教来说，对其因势利导比一味压制更安全，更容易控制。可能正因为这种原因，金世宗紧接着于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召见掌教刘处玄和名道丘处机。 　　金世宗召见全真道士，对全真教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这给全真教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据郭旃先生的研究，早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金朝就下令“遣发道人各还本乡”，掌教马钰就在这年被迫离陕返鲁，丘处机赖“官民同状保申”才得以继续留在陇山。全真教对金朝的遣返政策很反感，丘处机无奈地说：“吾道东矣。余虽在牒发中，不能出关，余若出关，则秦中教风扫地无余矣！”马钰《洞玄金玉集》有诗《京兆府牒发还乡故作是诗以谢统军》说：“三髻山侗得遇遭，专来秦地炼云涛。寻思把自还乡去，不若厅前请一刀。”其愤懑之情溢于言表。但全真骨干被皇帝召见后，其态度马上转变，丘处机有《进呈世宗皇帝》诗说：“九重天子人间贵，十极仙灵象外尊。试问一方终日守，何如万里即时奔。”不但承认“天子”在人间的地位，还似仙灵般尊崇，这明显是向世俗政权靠拢，以为本教的发展寻求政治支持。无怪乎世宗死后丘处机说“虽道修方外，身处世间，重念皇恩，宁不有感”。全真骨干的感恩戴德之情，表明全真教对金朝皇帝承认其合法是很满意的。 　　但全真教和金朝的关系很快就陷入低谷，章宗甫即位，即于明昌元年（1190）十一月“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次年丘处机等就被遣返回原籍，掌教刘处玄甚至在莱州被“追捕下狱”。全真教的“惑众乱民”究竟何指，因史料缺乏，不好断定。推测起来，它大概与聚众招惹事端无关，倒很可能与其长期搅扰世俗生活和违背世俗观念有一定关系。这从此前此后的官方言论或可得到印证。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农桑为本，今商贾之外又有佛、老与他游食，浮费百倍。农岁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伤农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