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破产法实施 加快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docVIP

　 推进破产法实施 加快不良资产市场化处置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增长速度下滑、经济增长结构不均衡、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金融风险逐步增大等挑战。大量“僵尸企业”存在，僵而不死、占用资源，没有让市场起到淘汰过剩产能的相应作用，反而对于社会资源产生逆淘汰效应，导致产能升级难以进行。 　　由于破产制度执行不畅，加上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不少陷入困境的企业家“跑路”消失与大量资本的不正常流出同时发生。在国际方面，人民币贬值预期的不断叠加与资本流动之间可能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负面循环”，放任这种自我循环的不断加剧很可能引发汇率、资产价格的风险“奇点”，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国内方面，“僵尸企业”长期占用信用资源，如果这类问题长期积累得不到及时关注和解决的话，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将无法顺利修复，这将直接和间接地导致金融体系的脆弱，从而为引发突发性的甚至系统性金融风险埋下隐患。而且，由于很多“僵尸企业”和刚性兑付的长期存在，导致了信用风险定价的混乱。不但对当下资本市场和信用市场配置资源不利，更对今后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和长期基准利率的发现和形成，都形成重要阻碍。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推进破产法的实施，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步伐，可以纠正信用定价体系扭曲，缓解汇市压力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利于创造良好融资环境和创新创业的条件，可以进一步解放出信贷资源和人力、土地等要素，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破产法实施中的主要问题 　　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于2007年6月1日正式实施。实施过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全国破产案件受理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连续下降。对比新旧破产法颁布前后的破产案件结案数量，新破产法颁布后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各类破产案件结案数量，由《企业破产法》实施前的4000余件，变为2014年的2059件。这种情况阻碍了《企业破产法》的贯彻实施并不顺畅，破产制度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经济调整作用。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破产案件数量明显偏低。2014年通过非司法程序退出市场的企业占比巨大，适用破产程序的企业占所有退出市场企业的比例不足0.4%，大部分资不抵债的企业在退出市场时并未适用破产程序。 　　有多种因素阻碍《企业破产法》的有效实施。一是各方缺乏适用破产法的意愿。社会对破产法的认识存在误区，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的需要干预企业破产，国有企业破产动力严重不足，民营企业对破产程序的保护作用缺乏信心，银行等金融机启动企业破产程序积极性严重不足，法院的考核激励机制也压制了受理破产案件的积极性。 　　二是法律体系建设滞后。2007年6月1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二）等一系列司法解释文件，与《企业破产法》一起构成了中国破产法的法律规则体系，但仍然没有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未对经营性事业单位的破产作出规定，对仲裁与破产程序的关系规定缺位，与劳动法相关制度衔接不畅。 　　特别是个人破产制度的欠缺，导致《企业破产法》只是“半部破产法”，不仅债权人的债权难以有效偿付，而且债务人自身也会由于缺乏债务清理机制而陷入债务泥沼不能自拔，近年来常见的“跑路、自杀潮”便是这一问题的极端后果。 　　从司法方面看，破产案件涉及主体多、法院顾虑较多，法院处置破产案件缺乏独立性、审理破产案件法官的专业性不足、法官考核体系存在缺陷、破产管理人选任机制错位、债权清偿执行上也存在诸多困难。 　　三是配套制度仍需完善。政府介入方式尚在探索，程序规范和协调效力难以保障；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职工安置比较困难；破产重整企业融资困难；企业信用维护和修复机制不完善；税收配套政策有待完善。 　　对策和建议 　　首先是要强化对破产法的正面宣传和教育，改变社会对破产的片面认识。破产不仅仅包括清算，还包括重整和和解程序。不能将破产片面理解为清算，而是要充分重视并发挥重整、和解程序的作用，这符合中央提出的“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精神。 　　从国际国内破产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看，除对完全丧失生存能力的企业应坚决依法清算外，应更加重视利用破产法的重整与和解程序挽救有生存能力和市场前景的困境企业，在依法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最大化困境企业的重生机会和经济价值。在下一步推动破产法实施时要鼓励更好地使用破产重整和和解制度，这也符合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需求。这两种制度应是这一轮处理“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过程中可使用的重要制度工具。 　　要充分发挥重整在《企业破产法》实施中的制度价值，企业是否适用重整，由债权人主导，对于无重整价值的企业应坚决清算。同时，强调重整过程中的资本重组，要寻找有意进行产业重组的企业家或者专业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