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心学+教学课件.ppt

格物致知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去穷尽天下每一事物之理，二程讲我们格一些事物以后其他的可以类推，但二程同时有强调要积习既久，不断积累，只有通过分殊之理的不断还原，获得关于分殊之理的具体知识，才有可能获得类推的前提和基础，才有可能获得关于对一本之理把握的前提和基础，这个观点被朱熹完全继承。 朱熹的另一个观点是即物而穷理，就是在一个具体的情景关系当中要穷尽具体事物的本质之理，朱熹更为强调的是格物本身，认为格物是致知的前提，如果没有格物我们不可能获得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 格物就是正心、正心就是诚意、诚意就是致知，作为一个过程它是完全统一的，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要事事物物去求一个理，而是我作为一个实践的主体，如何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去处理好自己的事，使这个事物得其正。 在王阳明那里，他完全转换了这个意思，把它转换成了一个主体我的实践情境，格物致知不再是获得知识的意思，而是关于道德的实践的，是道德知识的道德实践，要把一件事做的合乎本心、合乎天理。王阳明对“致知”也有特别的解释，在他提出良知学说之后，致知就变成了致良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叫做格物致知。更为突出的强调了我作为一个主体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突出了道德实践的主体性。 （四）良知学说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 其要点包括： 第一，良知即是天理。 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 其要点包括： 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 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 其要点包括： 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 朱熹的格物致知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 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五）天泉正道 嘉定六年，王阳明要离开绍兴去广西的前夕，一天晚上，阳明宴请学生吃饭，饭后弟子们渐次离去，王畿和钱德洪就拿四句教去请教阳明先生，先生很高兴，他们三人就走到了阳明宅院里的一座小桥之上开始谈论关于四句教的问题，因为这座小桥叫天泉桥，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天泉证道”。 在天泉桥上，钱德洪表明：无善无恶心之体，良知原本就是无善无恶的，无善无恶是为至善，对圣人来说如此，但对普通人来说不免有物欲、私心、私意，所以意之动就会有善有恶，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念发动之处把不善的念头给克倒了，是还是非，良知原本就知道，就是知善知恶是良知，既然知善知恶所以要为善去恶。钱德洪认为“四句教”是王门宗旨，是定本，是一个字都不能更改的，讲学就是要按照四句教去讲。 王畿则认为，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意之动怎么会有善有恶，所以他认为这四句并不是王门讲学的不可改变的最后究竟之说，只不过是权宜之说，不是最后的究竟圆融之说。他认为，如果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动也是无善无恶的；意如果是无善无恶的，那么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物也是无善无恶的。在此基础上，王畿提出了“四无说”，即无心之心则藏秘；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 （五）天泉正道 人原本就有两类，一类是利根之人，一类是钝根之人，这本来是佛家的说法。利根人那是特别聪慧的，一点就透的一类人；钝根之人是比较笨拙、愚昧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