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和死魂灵讽刺方法比较.docVIP

儒林外史和死魂灵讽刺方法比较 　　每个成熟的作家，都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即使在风格和方法上相近的作家，也会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他们的不同来。对于同属讽刺杰作的《儒林外史》和《死魂灵》，只要我们一读，便感到它们在风格上是不一样的：读《死魂灵》，总觉得作者站在你旁边，时时、处处在提醒你，帮助你认识人物；而对《儒林外史》，在读者与作品形象之间，感觉不到作者的存在。因而二部作品出现了冷嘲与热讽的区别。《死魂灵》的作者常常在作品里穿插议论，直接就人物、事件或生活表示自己的意见，将讽刺之意明显地表现出来。其中，作者有时是通过自己的叙述语言来介绍、而不是通过具体的事件或场面表现人物性格，从而达到讽刺的目的。如作者写地主泼留希金的贪婪：“每天每天，他很不满足地在自己的庄子的路上走，看着桥下、跳板下，凡有在路上看见的：一只旧鞋底，一片破衣裳，一???铁钉，一角碎片――他都拾了去，……而且的确经过他走过之径，道路就用不着打扫。”这段叙述，显然不是对情节和场面的描写，而纯粹是作者以目睹者和评判者的身份向人们作介绍，但因作者使用了较为形象而夸张的语言，就把一位贪得无厌的地主形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如他对女地主科罗博奇卡的介绍，说她“是小地主太太们中的一个，如果没有收成，受损失，是要悲叹、颓唐的”；对罗士特来夫是一个“故事的”人物的介绍，都是采用的这种手段。这样写便于读者在作品有限的篇幅里，对人物有一个初步、全面的认识。有时作者通过对某事件或场面进行叙述和描写以后，直接站出来对事件和人物发表议论，如乞乞科夫参加舞会前的准备，在对他精心打扮作了描写之后，作者议论道：“你敬爱的上帝啊!如果人独自在那里，又觉得自己是一个美丈夫，并且确信没有人在钥匙洞里张望的时候，有什么还会做不出来呢?”出语幽默，不仅对人物前面的修饰是一个彻底的否定，而且对主人公自我感觉良好、不知自羞也是辛辣的嘲讽；有时作者则是边叙边议。这些议论，有着深刻的见地，成了形象描写的有力补充，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读者深入把握人物性格、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 　　和《死魂灵》不同，《儒林外史》的讽刺倾向则是从情节和场面的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作家对形形色色的人物和现象的讽刺，总是含寓在对具体事物貌似客观的描绘之中，而不作直接的评论和褒贬，表现出形象描写的客观性。其中，有时作者通过对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的描写，以现象之间的相互否定，来达到对人物的否定。那位自以为高雅的杜慎卿，曾公开表示对天下女人深恶痛绝，然而暗地里却到处托人找妾；是他口头上高喊最讨厌“开口就是乌纱帽”，也是他留着几千两银子准备活动做官……在这里，作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真实地记述了人物的言论与行动，由于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人物自己丑恶的行动打了他自己“高尚”的嘴巴，从而揭露了他卑污的灵魂，收到了讽刺的效果。一并写出人物的几面，让这几“面”之间互相比照，相互否定，形成讽刺，这是《儒林外史》“冷嘲”的又一特点。这种方法，用鲁迅在《论照相之类》的话说，叫做“二我图”：其中一个“我”“傲然地坐着”，另一个“我”则“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我”跪着。《儒林外史》中写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的不同态度就是一幅“二我图”：在范进中举之前，胡屠户对他是百般的瞧不起，说他长得“尖嘴猴腮”，天生一副倒楣相，说他中了相公之后就要去乡试，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骂得范进狗血淋头；可是待范进中举之后，胡屠户则完全是另样的态度，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城里的那些老爷们也没有“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开口“贤婿”闭口“老爷”……。对待同一个人物，前后的态度绝然相反，前后胡屠户，互相否定，而这正活画出一个以势利为转移的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的“冷嘲”与“热讽”的区别，在对严监生与泼留希金的描写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是揭露地主守财奴本性，如前所述，果戈理除了作具体的描写之外，还写了一大段议论，极尽讽刺之能事；而吴敬梓写严监生，重点写了他临死前的一刹那，在这里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评论，只是像生活本身一样如实地记述了他闭目以前为因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的细节，便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守财奴的悭吝本性。这种“冷嘲”的方法，由于作者是客观地描述对象，不作过多的主观评价，因而能收到“令阅者不繁言而已解”的审美效果。 　　抓住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集中笔墨加以淋漓尽致的描写，形成夸张的形象，达到讽刺的目的，这是《儒林外史》与《死魂灵》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的共同特征。《死魂灵》里的玛尼罗夫是一个耽于幻想、侈谈礼仪的家伙，作家对他的无着边际的胡思乱想，对待家务、对待礼节等方面的所作所为作了夸张的描写：他的书房里放着一本书，看了二年，才翻到第十四页；他客厅里的二把椅子，从结婚至今还没完工；他和太太“平时两人坐在沙发上，也会无缘无故突然接起吻来……时间长得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