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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大代表概念溯源和辨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代议制的理念构建的。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并授权代表大会组织政府，政府（包括人大和“一府两院”）各部门之间分别掌握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我国这种代议制体制就是人民通过选举他们的代表来实现对政府各个部门进行控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履职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个制度的运行和绩效。不过，对于人大代表概念的认识包括其来源的认识其实并不完全清楚或清晰，有必要进行溯源与辨析。 一、代表到政治代表 　　人们总是通过借助概念来认识世界，也因此受概念的塑造。代表一词在今天被广泛使用，作为连接国家权力与选民利益的桥梁，那么代表究竟是什么？ 　　皮特金对代表的概念进行了规范研究，指出了代表概念自身的悖论。她从词源学上追溯了代表的概念，我们今天所用的“representation”由古法语转变而来，一开始并没有将这个词用到人的行为上，而且与选举或者民主无关。re-presentation，即再次呈现，一般表示某些实际的不存在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来。这就相当于在讲一个悖论，一个事物既是在场的又是不在场的，其实这反映了代表理论内在紧张。 　　（一）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概念 　　皮特金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概念。一类是形式代表，解决的问题是权力来源与谁来负责的问题，包括授权型与问责型两种。授权型就是认为代表的行动受到被代表者的委托。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代表的行为可以看作被代表者的行为，二是被代表者要对代表的行为负责，所以，代表具有了权利而被代表者要承担义务。这种类型的缺陷是代表的好与坏或者是否真的进行了代表都不受责任追问。与授权型相反，形式代表的另一种问责型代表则表示代表的行为要向被代表者解释即承担责任，所以这一点与授权型不同，授权型的责任要求被代表者承担，因为授权行为的发生使代表者免除承担责任的义务。 　　另一类是实质代表，也包括两类。它关注的问题是谁是代表以及代表做什么。一类从象征维度包括符号代表与相似代表，这两种类型都具有实质代表的特征。其中符号代表的标准是主观的信仰、信念，是一种主观感知基础上形成的凝聚力。显然，这种类型的代表缺陷是容易被人为操纵，从而变成独裁专断的代名词。比如被人为操纵宣称可以代表民意而实际上并不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而相似代表，皮特金认为是代议制政府比例制的体现。实质代表的另一类是行动代表，它回答的问题是代表对其被代表者的回应程度。但是它包含两层看似矛盾的意思，一层是代表不会完全代表被代表者的利益，另一层是代表也不可能完全偏离被代表者的意思。在代表的行为过程中，这个矛盾始终存在。 　　皮特金认为关于代表的这几种分类的每种理论都可以达到逻辑自洽。但是每一种分类单独存在都不能充分说明代表的概念，因为他们不是简单的并列或者包含关系，必须将这几种分类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阐释代表的概念。 　　（二）代表与民主的关系 　　仅仅从代表的分类来解释代表的概念显然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现代概念，代表的出现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启蒙时代的主权在民，即代表产生于人民的授权。代表出现是为了解决直接民主的弊端――难以操作的问题，需要在场的代表真实地表达不在场的被代表者意愿。可是代表者在发生代表行为时只表现了本人意图和立场，所以，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永远存在不一致性，代表者也无法真实地反映被代表者的意图，即代表的悖论。 　　有人认为体现代表概念的代议制民主是间接民主的一种形式，还有一些人则认为代议制违反了民主的原则和形式，比如卢梭就认为人民造法与人民选举代表造法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皮特金在其论文《代表与民主：不稳定的同盟》中阐释了代表与民主的关系。她认为代表与民主的起源不同，古希腊时期只有民主而没有代表，代表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产生于英格兰王权，其为了扩大税源要求每个郡县有代表贡税给皇室，这种类型的代表逐渐发展为传达皇室消息，向皇室申诉冤屈。所以这一时期代表与民主没有关系。直到近代启蒙，民主兴起，代表制作为一种能够实践民主的形式而逐渐制度化，代表与民主开始关联。但是随着代表与民主的结合，民众委托代表行使权力，就会使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产生，而最终的结果是将民众排除于这个精英阶层之外，代表中的民主因素逐渐丧失。这个事实恰恰印证了前面讲到的代表障论。 　　虽然这样，皮特金对民主回归仍抱有希望，认为代表制仍能使大范围的民主成为可能。只要其克服三个阻碍，即阻碍基层民主顺利履行的跨区域组织或者黑手党，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和信息时代媒体所塑造出来的政客的虚假面目。可以看出，皮特金没有把代表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