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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比研究 　　摘 要：土司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不同时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民族政策，本文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试图寻找二者之间内在的联系。 　　关键词：土司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地区 　　土司制度是在元、明、清时期，封建中央王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任用当地有威信的民族酋领为官吏来间接管理的一项特殊的政治管理制度。而适用于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内自己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的一种政治制度。这两种不同时期同样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究竟有何异同，其中又有哪些联系呢？ 　　一、从性质来看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鼎盛时期在统一的领土范围内，在西南、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的区域，采取的一种别于内陆汉族地区的、一种特殊的“以夷制夷”的统治制度。“中央王朝对归附的各少数民族或部族首领假以爵禄，宠之名号，使之仍按旧俗管理其原辖地区。”[1]即中央王朝为了笼络民族或部落首领，通过对民族首领授予官职这一途径，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间接统治。 　　而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来说，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统一和结合，即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在国家法律的规范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保障各少数民族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一种地方制度。”[2] 　　二、 从起源来看 　　从秦至宋时封建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的“羁縻制度”，可以说是土司制度的“前身”，其政策的实质是封建王朝通过对少数民族酋领的拉拢和笼络来实现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在秦汉时期，中央就为处理民族事务创立了特别的机构，比如“王”、“君长”等封号。这一制度被后来历代所沿用，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发展，隋唐时期最为盛行，但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的弊端与局限性慢慢显现，终于到了元代，被“土司土官制度（简称‘土司制度’）”取代。 　　而作为我国一项特殊的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早在新中国成立时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立下来。1949年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各民族代表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一个国策，在《共同纲领》里确定下来。”[3]。 　　三、 从设置上来看 　　土司制度的运作，主要是通过封授少数民族头目为土司来达成的。在元代，土司职名按其职位由高到低排列有：宣慰司、宣抚司、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这些也都为专门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机构。除土司外，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如同内地一样“路、府、州、县”的建制，在?漆悸?夷归附以后，按其地之大小、人之多少来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并任用当地酋长为官，如“土目、把总、亭目等。”[4]明代，在以上武官的设置基础上，设立了“土知州、土知府、土知县、土主簿、土典吏、土巡检、土把事”等文官官职。“明代分全国为十三个行省，设置土司的有七个行省。这七个行省是：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湖广和陕西行省。”[5]据统计，全国大小文职土司有662家，武职土司有960家。清朝的土司制度，主要是顺治、康熙、雍正三代设置的，自清雍正年间后，土司制度逐渐在一些地区衰落、消亡。据龚荫先生在其《中国土司制度》中统计，清朝的文职土官468家，武职土官1311家。 　　朝廷任命土官土司需要正式赐予诰敕、印章、虎符、驿传玺书与金（银）字圆符等信物。其中，“诰敕”为土官土司的“任职证书”;“印章”是中央赋予其权威的象征，以号令其民;“虎符”是其节制军马的象征，一般土司所辖地区都为边陲少数民族地区，中央允许土司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服从朝廷征调;驿传玺书则为“通行证”，金银字圆符是“紧急军务证明”，都为朝廷对民族地区交往联系畅通无阻与紧急军务及时处理起到一定作用。土官、土司，一经授职，即为世袭，在政治上，土司定期向朝廷汇报、朝贡;经济上，向朝廷上交赋税、承担徭役，纳赋是土酋臣服的重要标志，统治者对此十分重视，对“不输税赋”者视作不臣而“征之”，以维护其在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但土司地区的徭役赋税相对于内地地区要轻得多;在军事上，允许土司建立其私人武装，但得服从朝廷征调。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行，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宪法根据民主原则、民族原则、经济原则以及历史传统、国防安全、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分布等条件，规定中国的行政区划如下：“①全国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②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③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 　　四、 从历史作用来看 　　1.从民族关系角度来说 　　土司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民族关系，促进了祖国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