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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方法革新和历史教学改革 　　历史观的进步和史学理论的革新推动着史学方法的发展。所谓方法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客观对象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思路，包括专业理论和具体的研究手段。近年来，新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新科技手段的运用，都曾带来史学方法的革新，是历史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一、现代史学方法的演变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提出，历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特别重视历史因果关系的探讨。他在《新史学》中批评传统史学有四病二弊，并倡言“史界革命”，创立“新史学”。他界定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大抵前者史家不能???得于是者，其蔽二端：一日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类以来全体之史也。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二日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将如何研究历史的因果关系问题作了系统化的表述：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为研究范围；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握；第三，常注意集团之关系；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第八，观察所缘(缘即因缘，意即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无疑是新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方法之一。陈寅恪先生曾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归纳为三句话：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胡适整理国故的实证法影响也很大。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胡适对历史的方法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制度或学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两头，一头是事物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事物发展的结果。历史的方法就是捉住两头的方法，一方面指出制度或学说发生的原因，了解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另一方面用这个制度或学说的结果来评判它本身的价值。胡适在《发刊宣言》中说：“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在胡适看来，实证的方法主要是三个要素，一是重视事实，科学研究应从事实入手；二是要把一切思想观点都看作是一个特定的假设，是需要通过大量史料来验证的东西；三是重视验证，一切假设只有在经过事实的验证之后，才能判断其真假。实验、验证或实证，是科学研究中惟一重要的东西。实验的方法，就是实证的方法。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胡适把他的实验的方法，简化为“大胆的假设，细心的求证”十个字。假设是在对事实进行归纳、演绎的基础上提出的，求证则是用更丰富的事实验证所提出的假设。 　　顾颉刚提出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和疑古辨伪法。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有三个意思：“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疑古辨伪的具体研究方法体现在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中：(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四项标准即是可供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傅斯年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史学方法。在傅斯年看来，所谓史学研究就是史料研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方法，也就是研究史料的方法。一是史料比较法。二是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范本。 　　 　　二、新史学方法的运用 　　 　　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所谓史学方法论，就是唯物史观所提供的一些理论原则。在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之外，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历史科学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史学方法论的研究自然就被忽视了，一切有关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围绕唯物史观的阐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