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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园和公共体育设施供给研究
城市公园和公共体育设施供给研究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体育资源的不足,尤其是公共体育设施的不足,仍然是制约大众体育参与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城市公园; 公共体育设施; 供给; 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11-177-001
1.前言
20世纪以来,城市化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变革进程。体育运动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取得了快速发展,大型体育场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借助举办大运会、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机遇,我国城市高标准的体育场馆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中国现在具备可以开展国际水平竞赛活动的场馆有6000余个,堪称世界第一[1]。然而,公共体育设施仍然不能满足大众健身娱乐的需求,公共体育设施的匮乏成为大众体育参与的制约因素之一。
2.城市公园的兴起
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科技研发、繁荣文化的中心,还应是市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之地。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于1847年设计了开放式的伯肯海德公(Birkenhead Park),自此掀起了英国公园运动[2]。在城市发展和改造过程中,英国近代城市先后着手进行城市公共空间――公园建设,从而掀起了一场造园运动。这场运动既是英国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提高大众健康水平的需要。而公园等公共空间的建设, 为居民提供了一个锻炼与休闲的空间,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3]。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城市化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经济优先的发展理念,不断被压缩的公园绿化等公共开敞空间,使得19世纪初确定的城市格局的弊端暴露无遗。包括传染病流行在内的城市问题凸现,使得满足市民对新鲜空气、阳光以及公共空间的要求成为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由奥姆斯特德及沃克斯设计,1873年竣工的纽约中央公园,标志着“公园运动”(Parks Movement)的开始。
3.我国城市公园的发展
公园这一概念在中国乃舶来品,20世纪初引入我国,传统文化中与之对应的词语是园林。但直到1907年,因官方出面提倡并出资,各地修建公园才形成风气,公园一词才最终取代公家花园,成为专用名词[4]。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社会公众意识的萌生和公共娱乐空间的拓展等社会背景的变迁,中国古典园林一脉而承的地位受到了撼动,公园这一新兴事物的扎根带来了园林形式上的突变。最早开埠的广州、上海、青岛、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城市,陆陆续续开始修建现代公园。1905年,无锡乡绅筹资修建了具备现代公园意义和功能特征的“公花园”(今城中公园),成为了中国民众所建的最早的公园[5]。
4.我国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的制约因素
4.1政策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缺乏奖惩和执行措施
现有政策法规多是原则性表述,缺乏奖惩措施和执行措施,导致现有政策法规可操作性不强。《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建设用地指标》中规定:“城市社区体育设施可设置在适宜的公共绿地中,同时应合理利用已有的学校体育设施和城市公共体育设施。”但根据2005年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设施普查数据显示,在我国现有体育场地850080个,分布在居住小区39477个(4.86%),公园5712个(0.7%),广场4987个(0.61%),三者仅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的6.17%,实际上却承载着占体育锻炼人口总数的71.2%[6]。正是这一部分直接惠及大众的“非标准场地”利用率最高,可是用地面积最小、资金投入最少、条件设备最简陋[7]。由于政策法规对地方政府缺乏硬性规定,导致在实践中流于形式,难以实施。
4.2财政收入驱动与商业资本的结合
地方政府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又要加强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捉襟见肘,遂将土地出让金作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不二选择,“土地财政”大行其道。一方面,在此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总是会功利性的看待城市土地资源,重视其商业价值而非公共利益。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地方政府规划好的公共空间项目没有实施或是缩水交差,目的就是尽量挤压公共空间的建设为GDP开路,另外公共空间不断上涨的建设和维护费用也使政府不得不借助商业资本的力量来打造公共空间。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政府就和资本捆绑到一起,城市的经营就愈依赖资本,城市的规划也自然愈偏向商业化,修建的很多基础设施也是为了招商引资的需要,而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开发上却吝啬至极,严重滞后于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因为这些公共空间从经济上来看缺乏生产性,所以引不起其投资兴趣[8]。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大力的建设所谓的广场、城市景观和远离市区的大型体育场馆等公共空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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