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孔孝文化教育模式嬗变和现实价值探析.docVIP

南孔孝文化教育模式嬗变和现实价值探析 　　孝道之所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治天下”之道，“德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明代吕维祺在《孝经·或问》中评述：“一部《孝经》，只有德教二字。德孝之本，教所由生，是一部《孝经》的纲领”。[1]统治者把“孝”作为“教”的出发点，寓“顺”、“敬”于“亲亲”之中，使之能更有效地起到道德教育作用。“庶者，众也，谓天下众人也。”只有庶者尽孝，“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社会才能和谐稳定衍圣公孔文远为周雄立周宣灵王庙，孝文化对百姓的教育、传播乃为其根本目的。 　　一、创设孝文化教育基地推动南孔孝文化教育模式的嬗变 　　据康熙《西安县志》记载：周雄，字仲伟，杭州新城县（今富阳）渌渚埠人，生于宋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三月初四。幼时随父贾于衢，于孔子第五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文远同窗读书，最善交朋友。周雄二十四岁时，母亲病剧，他到鹜源五王庙祈褥，祝愿母亲康复。返归至衢，闻母讣，哀伤哭泣死于舟中，直立不仆。孔文远感其诚孝，为周雄捐地，漆身塑像立庙以祀。 　　衍圣公孔文远为周雄捐地，漆身塑像立庙以祀。从表面上看，是为纪念周雄，颂其诚孝，而根本目的则在于建立孝文化的教育基地，在秉承德教的同时，拓宽教育渠道，发扬儒家以“孝”为根本的思想核心，维护封建统治，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一）历史嬗变成就周宣灵王庙的诞生 　　两汉时期，孝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要”（郑注《孝经》序），孝文化广为推崇。由唐至宋，孝文化的地位逐渐弱化，把“孝”作为伦理道德之一端，对孝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影响。特别到宋，统治者将孝文化宗教神学化，变孝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愚孝，扭曲了仁道“孝”的根本理念。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时局动荡、伦理道德扭曲，百姓渴望社会稳定，社会发展迫切需要以“孝”文化为核心思想的回归，为以“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赋予了新的舞台。为维护“家天下”的统治，用“孝”来维系宗法血缘的纽带，强化“孝”对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实现“孝治天下”，建立“孝”文化的教育、传播基地变得非常迫切，周宣灵王庙为此应运而生。 　　教育基地的建立仅仅拥有了孝文化传播和教育的阵地，传播和教育的效果关键看手段。借周雄之“神”力而推“孝”传递之复兴是衍圣公孔文远为强化南孔孝文化教育和传播的重要力作。 　　汪绩《翊应将军庙记》：“（翊应）将军周姓雄名，字仲伟，杭之新城渌渚人。生于淳熙戊申，其母感蛇金盆之祥，殁于嘉定辛未。在三衢援笔作颂示异，按公称状貌魁梧，极显而为神，在有祠。” 　　临安府昌化县桂锡孙开庆元年（1259）为周雄之子周宗胜所撰墓志铭：“君讳宗胜，字子高，居杭之新城。父雄，能御大灾，捍大患，列在祀典，皇朝累封翊应侯。（中略）翊应生辰，四方稚耆办赉香而祝者，杂还骈阗，神鞠躬以相劳苦，远近大悦，祈福庇者，踵至里中。” 　　以上两段文字显示周雄身材魁梧，受乡人所敬重。曾在衢州“援笔作颂示异”，才能出众。成神后被列祀典，能御大灾，捍大患，深受民众香客的拥戴，“祈福庇者，踵至里中”。可见在当时，周雄的地位在民间已经极高，声名远播。之后，周雄“神”的性格在民间逐渐弱化，孝子形象在衢州却日益显著。 　　明嘉靖十七年（1538）衢州知府李遂《周孝子祠记》：“岁戊戌，余既获守是邦，奉天子明命，崇正黜邪，遍诸宇尽撤之，期弗贷。方议及孝之所，群庶民充庭，也。……既而故郡得孝子之概，再覆逸典，知其祥。”[2] 　　《循吏·李遂传》：“又周王苗多灵应，郡民率走祈福，遂访问知神为孝子，易庙额曰周孝子祠。”[3] 　　文章内容显示，周雄孝子形象在浙江衢州民间早已盛传，衢州知府李遂“易庙额曰周孝子祠”仅是锦上添花。 　　神人结合，化神为用，为树立“孝子”形象创造了极好的天机。唐、宋孝地位的下降，孝文化缺失副作用的显现，重塑孝文化的迫切，为建立孝文化推广教育基地创造了历史机遇，建立孝文化教育基地合历史之节拍。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始至四月初八的“周王庙会”又为孝文化的教育及传播创造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畅通的传播渠道。 　　（二）周宣灵王庙的建筑装饰富含孝文化内涵 　　周宣灵王庙始建于南宋，据《衢县志》载，今庙是明弘治九年（1496年）复建，正德九年（1514年）增建，咸丰元年（1851年）遭兵燹，从朝京埠移入城内。 　　1.门罩端庄，气势恢宏，寓意深刻 　　庙门是建筑外观的焦点，积淀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是表现文化素养、理想追求的地方。门罩为大门上的一种特殊装饰，对大门起着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周宣灵王庙门罩翘起的高大檐头，“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象征着行“孝”必能崭露头角、出人头地。把孝作为衡量道德品质高下和选贤任能的标准，并以此来教育百姓，造就顺民是设计的根本用意所在。门罩摆脱了徽州商人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