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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司化和增长联盟研究文献综述及其引申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外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不同视角的解释框架。围绕地方政府公司化，国内学者从两个层面去分析。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中增长联盟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经验描述，都不能只停留于社会学和经济学层面的研究，还必须充分利用各种学科资源。 　　关键词：地方政府公司化 增长联盟 地方法团主义 　　关于地方政府公司化中增长联盟的研究，学术界主要围绕地方政府公司化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的。 　　国外研究现状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国外学者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很多视角，希望给出合理的解释。 　　戴慕珍旗帜鲜明地用“地方法团主义”来解释中国局部地区乡镇的经济腾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具备了公司化的诸多特性，官员们按照董事会成员的方式进行运作，因此用地方法团主义来指代这种政治与经济结合的新制度模式。地方政府好像变成了一个从事多种经营业务的实业公司。 　　魏昂德提出了“地方政府即厂商”的理论。地方官员在其管辖的地方事务范围内，行为恰似一个董事。魏昂德对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实地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乡镇和村庄的企业实现了所有权和使用权，企业管理人员的招聘、管理及薪酬，资金和资源的筹措，生产线的引进和改进，市场策略的抉择皆由当地官员所操纵。 　　布莱彻在对四川广汉的研究中指出，地方政府公司化是因为受到财政压力的影响，特别是改革中大量下岗再就业人员需要提供就业机会，地方政府以国有企业的代表人参与商业领域。徐维恩通过对辛集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通过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这里，地方政府并不是一个公司化的实体，而是扩大了“发展空间”。 　　彭玉生通过大量经验研究认为地方法团主义有效解释了地方政府出现的变异行为，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村镇政府即公司”。 　　林南对地方法团主义进行了部分修正，通过加入家庭网络这一重要变量，家族关系成为整合地方政府、社区、市场的重要纽带，形成党、政、企三合一的法团组织。整个组织具备社会主义的特征，故能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意识形态的鼓励。同时，以市场为生存基础，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莫洛奇1976提出了城市增长联盟理论。由于福利国家遭遇财政危机，城市官员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和企业精英创造财富的原始愿望紧密结合，形成了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联盟。罗根和莫洛奇后来又将劳工、工会等行动者和组织纳入分析中，将之视为反增长联盟的力量。 　　伯恩斯坦认为，虽然地方政府的“发展型”定位促进了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由于地方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和腐败，地方政府的掠夺性逐渐显现出来，反而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萨吉森和张提出，地方政府既不是中央政府的利益代表，也不是地方利益的维护者，而是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表现得像企业家一样，令人惊讶。 　　陈抗等学者研究认为，分税制改革是道“分水岭”，在此之前，地方政府对发展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援助之手”；分税制改革后，随着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重大调整，地方财政资源的管理出现混乱，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成为地方的“攫取之手”。张炎的研究中就发现了这点，即使在苏南地区，地方政府在当地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市场导向”被“政府导向”所取代。 　　国内研究现状 　　围绕地方政府公司化，国内学者主要从两个层面去进行分析。一是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二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危害。 　　张静用“政权经营者”来形容地方政府，经营者需要发展经济，如公司一样，会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同时，市场经营难免会在竞争中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冲突，由于地方政府的绝对优势，使得其他主体利益受损从而阻碍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杨善华分析了基层政权角色的转变过程。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地方政权取得了获利的行动空间，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竞争，完成了由“政权经营者”向“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角色的转变。 　　周业安和赵晓男通过以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为指标，把地方政府分成三类：进取型地方政府；保护型地方政府；掠夺型地方政府。 　　受到西方企业家政府理念的影响，徐承彦将地方政府界定为“企业家型政府”，由于受到财政压力的影响，地方党政领导人被称为“政治企业家”，既有政治家的政绩压力，也有企业家的发展经济压力。 　　周雪光认为地方政府是“关系产权”的维护者，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产权”和“关系”作为交换，企业以牺牲部分产权为代价，换取地方政府的外部环境支持，而地方政府通过掌握企业的一部分产权来攫取资源和获得发展动力，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双方都有动力去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