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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和徐志摩诗歌翻译比较研究 　　摘 要：五四文学变革中的诗歌翻译与白话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朱湘和徐志摩在其短暂的人生中都有着丰富的诗歌翻译活动。相同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个人气质使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选材、译诗的形式和语言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他们的译介活动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朱湘；徐志摩；诗歌翻译；翻译目的；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7-0124-03 　　五四时期的中国诗坛上涌现了一大批有才华、有成就的诗人兼诗歌翻译家。他们在进行白话新诗创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外国诗歌的译介活动。同属新月派的朱湘和徐志摩，就是其中两颗耀眼的星辰。然而，让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两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的生命分别止步29岁和35岁。朱湘与徐志摩的生活背景、情感经历、品质气质和审美趣味有很大差别。虽然，他们之间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徐志摩出自内心对朱湘的诗的欣赏，对朱湘始终是大度的。朱湘在得知徐志摩飞机失事而离世时，写了一首悼诗《悼徐志摩》，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和对中国新诗未来的悲哀。 　　朱湘和徐志摩都接受过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熏陶，是新格律派译诗的大力践行者。两人都十分热衷外国文学的译介，他们的译介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及我国白话新格律诗规范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结合两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的教育、情感、生活背景的异同，运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分别从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及译诗的形式与语言选择等角度，对两位译者的诗歌翻译活动进行较为系统的对比研究，探讨二者的差异和共性。 　　一、翻译目的：借鉴西方诗歌 创作白话新诗 复兴中国诗学 　　五四时期的诗歌翻译承载着政治诉求和诗歌自身发展的两种使命。但从总体上看，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满足前者为主导，主要翻译或转译富有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品或积极的浪漫主义作品，因为他们“要从外国诗的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中获得鼓励和安慰”[1]。如拜伦的《哀希腊》就被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胡适、胡怀琛、柳无忌等诗人重复翻译，而原诗的文学性成为一个次要的因素。后来，新月派的代表人物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和梁实秋等人，对文学翻译，特别是对诗歌翻译所秉持的理念，更多地摆脱了政治的束缚，转向对译诗的艺术本质的重视，希望借助诗歌翻译促进中国诗学革新。 　　朱湘在《说译诗》一文中明确指出：译诗可以使诗人在感性和节奏上得到新颖的刺激和暗示；译诗的目的是通过介绍西方的真诗，并将它们作为参考，来研究同我国古代诗学昌明时代的佳作，从而找出我国诗歌中的芜蔓部分，将其剔除；精华的部分，予以培植光大[2]。他还指出，意大利诗人彼得拉克将古希腊的诗歌介绍到意大利，促进了文艺复兴；英国的索雷伯爵翻译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埃涅阿斯纪》，开辟了无韵诗创作的先河[2]。由此及彼，译介外国诗歌也将是推动我国诗歌“文艺复兴”的力量。可见，朱湘译诗的主要目的就是借鉴外国诗歌，丰富我国的诗歌创作，最终推进中国诗学革新。因此，复兴中国诗学是朱湘从事译诗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 　　徐志摩除了身体力行进行诗歌翻译，还为促进译诗的发展做了许多努力。为了唤起译界共同研究译诗，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征译诗启》（1924），呼吁爱好翻译的同仁，要下一点工夫，“做一番更认真的译诗的尝试：用一种不同的文字，翻来最纯粹的灵感的印迹”[3]。“更认真的翻译”就是要避免肤浅的或疏忽的甚至亵渎的翻译，期望“从认真的翻译，研究中国文字解放后表现致密的思想与有法度的声调与音节之可能”[3]，以期与旧有的方式相比，新的方式优胜之处何在。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徐志摩与朱湘的译诗目的都是为了借鉴和比较。通过借鉴西洋诗体，尤其对所喜爱作家的作品或者翻译作品进行模仿，促进自身的诗歌创作。因此，他们有些作品带有明显的西方创作手法。例如，朱湘《石门集》中的70余首十四行诗采用的是西洋诗体的形式；讽刺长诗《猫诰》的创作是受到外国“谐诗”体裁的影响。在借鉴西诗创作实践中，徐志摩无疑是个先行者和成功者。他的诗，往往借鉴了西方诗歌的格式及意象，被认为是多种“西洋诗体”的第一个试验者。徐志摩创作的《西窗》就是对艾略特《序曲》的模仿，《云游》在构思上几乎是华兹华斯《黄水仙》的翻版，《哈代》在风格、思想、气质、甚至语言上与他翻译哈代的《一个厌世者的墓志铭》和《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就极其相似。综上所述，朱湘和徐志摩译诗的目的，既是希望通过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为中国“诗歌复兴”开辟一条新路，也是出自对诗歌的热爱和情感的抒发，以及借鉴西诗进行诗歌创作。可以说，他们的译作是基础，借鉴是桥梁，创作才是目的。 　　二、翻译选材：译者的主体意识为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