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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11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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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四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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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中的表达自由四
3.可以获知和可以预见
如果说“干涉行为在国内法中有根据”这一要求对于国家方面很少构成困难的话,要满足“可以获知”(accessibility)和“可以预见”(foreseeability)这样一些基于现代法治而产生的对法律的质量要求,则至少不那么容易。所谓“可以获知”和“可以预见”,在前面引述的The Sunday Times案的判决的一段话中,欧洲人权法院已作出界定。从该法院依据此类标准在具体个案中所做的实际考量情况看,结论至少并非总是肯定。
“可以获知”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法律要公布。在Silver案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英国内务部发给各监狱长的有关法令和指示因为没有公布,不能为囚犯所用,其内容在监狱须知的材料上也没有说明,因而不具有可获知性,不具备“为法律所规定”这一要件中“法律”一词的要求。[81]
“可以预见”显然是一个必需、同时在把握起来更需要技巧的要求。法律要想使人们“可以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就必须在表达上具备准确性。那么,法律规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或应该具有准确性呢?欧洲人权法院已经承认,为了防止过分僵化,跟上不断变化的情势,“许多法律都不可避免地要以模糊程度不同的用语加以表达,其解释和适用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法律的准确性或可预见性不可能是绝对的,它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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