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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和左传双音词比较研究 　　摘 要：先秦已出现双音词，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经》与《左传》中便存在着大量的双音词。《诗经》和《左传》虽然处于同一时期，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着差异。本文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证实了汉语词汇在这一时期开始了明显的双音化倾向。 　　关键词：《诗经》《左传》 双音词 单音词 比较 双音化 　　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词为主，发展到以双音词为主，是汉语发展史上的一大变化，这个变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事实表明，在距今三千多年的两周时期，这一变化就已经开始了。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伴随着这些变化，汉语也在不断发展，表现在词汇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双音词。汉语词语双音化的原因是交际的需要。从客观方面看，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领域和认识领域还比较狭窄，靠单音词基本能够满足交际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需求增加，同音词大量出现，容易混淆，为了区分这些同音词，双音词便应运而生。双音词避免了音系复杂化、同音词过多等弊病，增强了汉语的交际功能；从主观方面看，双音词的出现是为了更形象、生动地反映客观，进行交际。双音词说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看起来整齐，增强了语言的表达力。 　　《诗经》与《左传》同为两周时期的作品，但它们的风格不同，《诗经》口语风格较强，而《左传》书面语风格更强，因此二者的双音词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汉语词汇的双音化倾向有初步了解。 　　一、《诗经》《左传》双音词研究概述 　　前人对《诗经》与《左传》的双音词已经做过研究，程湘清先生在《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中对《诗经》的双音词做了详细的研究，而陈克炯先生在《左传复音词初探》一文中对《左传》的双音词做了详细的研究。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 　　关于双音词的判定标准，程湘清先生在《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2008：39）一书中从汉语特点出发，提出了从语法结构、词汇意义、修辞特点和出现频率等方面来判定双音词的标准。他认为，在语法结构上，两个音节结合紧密，不能拆开或随意扩展的是词；结构上结合紧密、意义上共同代表一个概念的是词；处于相同句式的相同位置上双音组合，其中一个已确认是词，则其他的双音组合也考虑是词；一些见次率很高的双音组合大致可确立为双音词。这些标准详细完备，因此我们用以判定双音词，并从二者双音词的数量、词性、构词方式以及双音词的运用等四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二、《诗经》《左传》双音词在数量上的差异 　　据程湘清先生统计，《诗经》中的双音词有726个，陈克炯先生统计《左传》有双音词284个（不计姓氏、地名等）。处于同一时期的两部作品中双音词的数量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二者的文体风格不同。《诗经》是用西周口语写成的，在日常的口语交际中，为了更形象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人们往往采用双音词或者更加复杂的复音词。《诗经》是一部诗歌作品，它可以配乐歌唱，单音词显然不能满足韵律的需要，于是便采用了更加悦耳整齐的双音词形式。而《左传》是一部历史散文集，它需要真实地记录历史，并且只为社会高层所阅读，一般的平民百姓很少接触，因此，它继续采用流传已久的雅言作为书写材料，而雅言中单音词占绝大多数，只有为数不多的双音词。由二者的双音词在数量上的差异可以看出，双音词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并大量运用，而散文中还比较少，汉语出现了言文脱节的现象，但是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趋向不可阻挡。 　　三、《诗经》《左传》双音词在结构上的异同 　　关于构词方式的划分，我们采用黄伯荣、廖序东先生划分汉语词汇的标准，将《诗经》与《左传》中的双音词从构词方式上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单纯词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叠音词，一是连绵词；合成词又分为复合式、重叠式、附加式。其中，复合式又细分为联合式、偏正式、支配式、陈述式、补充式。 　　（一）单纯词 　　1.叠音词 　　《诗经》中的这类词最为常见，据程湘清先生统计，《诗经》中叠音词有360个，使用了689多次，这正是《诗经》双音词的一大特色。在《诗经》的360个重叠组合中，除“滔滔”“高高”“明明”等一小部分是单音词的重叠而构成的重叠式合成词外，大部分是单纯重叠词。其中又大都属于状态形容词。例如： 　　（1）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 　　（2）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小雅·菁菁者莪》） 　　《左传》的叠音词不多，只有13个。这13个叠音词是“恤恤”“皇皇”“振振”“闵闵”“熙熙”“茕茕”“遥遥”“穆穆”“荡荡”“贲贲”“融融”“锵锵”“焯焯”。这些叠音词与《诗经》中的叠音词一样，也大都是来摹景状物的。例如： 　　（3）鹑之贲贲，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僖公五年》） 　　（4）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隐公元年》） 　　可见，二者叠音词在数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