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医学交流与中医发展.doc

中外医学交流与中医发展 中医学以信奉自然哲学为基础，以尊重生命运动规律的特征，形成依据自然环境变化预防疾病的预防医学理论和技术体系，形成了使用动物、植物、真菌、矿物、水、土等自然界物质治疗疾病的药学体系，形成了以利用推拿、光照、热辐射、针灸等为手段的康复技术，形成了以精神运动、呼吸运动与肢体运动相统一的健身运动方式。所有这些都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战胜疾病和维护健康的经验。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所著《名医别录》，记载药品730种。其中已经有葡萄等几味属于外来植物药。这说明，中国医生运用中医理论可以吸收其他民族的动植物资源，并加以区别和运用到医疗中。在之后数百年的中外医药学交流中，中医学以天地阴阳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客观上弱化了“上帝”的意义，因而不能够转变成其他民族的医学哲学。中外医药学交流的结果只是扩大了人类对自然药物种类的认知，而不是医学理论的融合。这在中医学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中表现尤为突出。 元代以后，除了阿拉伯医学传入之外，西方医学也开始传入。陆续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当时的西方医学知识。此外，西藏的天葬风俗使那里的人对人体结构也更为清楚。解剖知识和外科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这些传入的解剖知识，以及清代中医王清任的解剖实践，都没能动摇中医的理论体系，而是不断成为发展中医理论体系的新素材。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的传入速度开始加快。鸦片战争四十年后，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医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兴办西方医学教育的文化基础已经形成。188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洋施医局创办医学馆。这是中国境内首次开设的西医学教学机构。英国伦敦传教会医生马根济被聘为医师。而此时，西方化学工业集团开始把市场指向药物制造领域。很多化学工业集团在世界范围内排斥一切竞争力量。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化学药物获得了领导世界的话语权(参见兰德尔·菲茨杰拉德《百年谎言》)。在中国，中西医学逐步变成了中西药物市场争战的重要理论依据。 随着中国的西方医学教育迅速开展，中医界人士注意到大学在知识传播中的作用，开始兴办中医药大学。这一运动最先由丁甘仁、恽铁樵、余伯陶、包识生等从上海办学开始。那时的中医学领袖们仍然坚持用中医思想消化吸收西医学的成果，因此才有后来章次公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主张传世。天津著名中医张锡纯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把当时几乎是唯一的西方化学药品阿司匹林纳入到中药材范畴，并与其他中药材共同应用到临床处方中。此后，天津中医施今墨开始鼓励后人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并将其女婿祝谌予送到日本学习西医。祝谌予依据西医学知识修正了中医的很多理法，并在协和医院建立了中医科，开始依据西医学糖尿病研究结合中医辩证施治进行饮食控制和中药学治疗。 建国以后中国大陆开展了“洋为中用”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西医结合，最初的目的仍然在于把西医学的知识吸收到中医体系中。这其中既有西医学习中医而取得成就的，如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也有中医学习西医而取得成就的，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在此后数十年的中西医结合运动中，培养了大量的医生，丰富了中国人与疾病斗争的工具，但是并没有把两种医学体系融为一体。 尽管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不断移民的过程中，中医学也开始在世界各地传播，但是国外之中医学仍然可以看作国外民间医学技术。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偶然事件促使了中国针灸技术的国外传播。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随行记者詹姆斯罗斯顿患阑尾炎后接受了协和医院李医生针灸治疗，并在回国后详细介绍了针灸的效果。此后，中国官方推动了针灸在国外的传播。针灸外交运动，使中医技术第一次有规模的走出中国市场之外，成为第一次中医技术系统输出。针灸学能够得到传播的基础就是对一些病症的疗效快捷。 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化学药物的局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药物研究者转向对天然药物有效成分的寻找。大量植物药的有效成分被发现;大量植物药被开发。国外天然药物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中药现代化。中国中药研究者希望制造出西方认可的现代中药。通过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已经有很多成果出现，在国内外很多期刊上都能看到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文章。通过这些研究，中药现代化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出来，这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针对国外(特别是来自印度和非洲的)留学生的中医教育，和到国外兴办中医学校，成为中医学走向国外的另一官方举措。尽管这些举措目前尚未改变西方的健康文化，甚至也没有改变西方主流医学对中医学的态度，但是对海外传播中医学仍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相比之下，当确切的治疗效果出现的时候，西方人已经逐步视之为新闻视点。聂文涛糖尿病技术被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网站纷纷报导，说明可以被快速验证的中医学技术能够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也说明西方人更容易接受那些见效快的中医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