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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法学研究及其方向――和顾培东商榷 　　摘要：顾培东教授的《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对我们以法学为专业的学生在法学研究及其方向的问题上给予了许多启发和指引。回首中国法学研究，其弊主要在于偏离实践。因此，中国法学研究应当密切联系实践，并结合我国国情，在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方面大胆扬弃，以自己的专业为傲并对中国法学前景充满信心。 　　关键词：法学研究方向 法治实践 法律继承 法律移植 　　 　　 响应2005年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去》及其系列论文，顾培东教授发表了《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以下简称“顾文”）。该文的发表对我们以法学为专业的学生在法学研究及其方向的问题上给予了许多启发和指引。本文拟从顾培东教授之文章切入，以一名法硕学生的视角，浅论中国法学研究及其方向，旨在促进我们在今后的学习中端正态度，把握方法，树立目标，坚定信念。 　　 一、偏离实践是法学研究之弊 　　 法学人埋头于理论研究的目的无非是以学理知识为实践提供强大武器。因此，法治实践离不开理论基础。同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通过法治实践，各种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才能够被证实。此外，在法治实践中不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又可以为法学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促进法学研究的繁荣。因此，中国法学研究决不能脱离实践。中国法学人只有直面现实，才能找到自己学术生命的支点。顾文中所提到的“知识―文化法学”这一法学发展道路使中国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服务于法治实践需求的轨迹。 　　 （一）顾文批中国法学偏离法治实践现象之我见 　　 顾文指出，法学研究的主题缺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应有关注；法学研究的语境远离中国社会的实际场景；法学研究中潜含着法学人刻意疏离法治实践的姿态。这让笔者回想起自己在准备论文时，大多喜欢选择理论性比较强的文题。原因是自己匮乏走入社会参与法治实践的机会和经历，无法触及法治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也就更不知道实践与理论的差距以及在实践中存在的单单运用已知理论难以解决的困难。相对而言，“理论问题”就容易着手得多。去图书馆翻翻资料，在网页上浏览查找，前人留下的丰富资料就可以在文章中被引用得“得心应手”。 　　 大量引用西方文献与法学著述中欧化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的风潮，似乎暗示着在写作时句式冗长，用辞生僻，就能够体现自己思想造诣的深度。这导致论文语言风格不伦不类。久而久之，我们在学习的道路上与法治实践渐行渐远。 　　 （二）从学生视角浅析中国法学偏离法治实践的原因 　　 顾文提及的中国法学偏离法治实践的六大原因中，最让笔者产生共鸣的，就是法学研究的激励和评价机制扭曲了法学人从事法学研究的功利目标以及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以及限制了法学人接触并参与实践的愿望和条件。 　　 如何评判论文的质与量及其联系是学术界从未真正澄清过的问题,通常把同时符合同行评优和高被引的论文作为优质论文。2009年三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中法学论文篇均引文数分别为56.89、56.28和44.71。这组数字是不是在变相鼓励我们在写作时多多引用已有的学术成果呢？如此一来，法学研究的创新何在？没有创新，那么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怎么能得到解决呢？ 　　 作为在校学生，我们与法律实务界的沟通渠道基本上依就是实习。实际上，我们的实习时间大多不足，实习内容也比较单调。这大大限制了我们作为未来的法学人接触并参与实践的愿望和条件，也就可能导致我们因法治实践不完全符合自己的想象与期待而放弃对这种实践的关注和参与。 　　 二、在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方面应大胆扬弃 　　 顾文指出，传统法治理论以及既往法治模式中所形成的，被认为具有普适意义的某些理念、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笔者以为，绝不能因为横亘在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中国因素或中国问题的存在，就抛弃本具有极高研究价值的中国原有法律制度以及外国优秀法律制度。法学研究在法律继承和法律移植两个方面，都应当大胆扬弃。 　　 我们的祖先给我们法学人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可是回首现今意义上的中国法学，却并没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它蕴含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前苏联的法学理论，二是西方国家的法学理论。事实证明，法律继承正为中国法学研究所忽视。回想笔者本科阶段学习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老师在教授我们古代法律制度和思想的时候，对于这种制度和思想可否为现今所用，或者如果可以又应当如何运用却较少提及。要重视法律继承，并不是要一味把古人的制度奉为圭臬，而是应当有扬有弃，进行批判的、有选择的继承。无论是法的规则还是法律实践，以及法律意识、法律文化甚至法的一般价值层面，法律继承都拥有广阔发展空间。比如在法律技术和概念的研究中，像立法程序、法典编纂、法律汇编、法律规范的构成及其分类、法律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