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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市场理性和国际气候合作研究 　　摘要：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而紧迫的全球公共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仍然需要国际规则等制度公共产品。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并没有一个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当然主体，因而全球公共产品往往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不例外。然而，碳交易和市场理性为国际气候合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择。由于应对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遵循加总方式才能获得的全球公共产品，碳交易制度在成本分担和选择性激励两个方面有利于促进国际气候合作。 　　关键词：碳交易；市场理性；公共产品；气候变化；合作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6-0082-06 　　气候变化被认为是一个长期而紧迫的全球公共问题，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仍然需要国际规则这一制度公共产品。在由霸权主导向多极化均衡转变的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规则可能通过国家间合作、国际组织以及个人发起的方式形成，①尤其是全球公共问题的日益多样化，客观上要求通过不同的国际规则提供方式与之适应。另外，由于过程内在地具有规范含义，或关于过程的信息反过来提供了关于结果的信息，②因此，在通过国家间合作制定国际规则时，制度演进与集体行动可以视为一个同步过程。对于国际规则的形成和变迁已经有多种解释，本文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全球公共产品结合起来，分析气候问题的公共产品性质以及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转换机制，最后探讨基于市场机制的国际气候制度的有效性。 　　一、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共产品性质 　　稳定大气浓度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性质。就气候稳定而言，即使一国不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做出任何贡献或承担成本，它也能同那些实行减排的国家一样享受气候稳定的成果，而任何一国对这种气候稳定的受益程度不会受到其他国家享用这种成果的影响。或者说，大气容量是一种公共资源，由于各国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对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最终引起了气候变化。同时，由于气候变化所具有的生态系统特征，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公共产品的提供依赖于国际社会的集体供给，任何国家仅靠自身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不足以对公共产品产生有意义的影响，甚至需要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有效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另外，国际气候合作制度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公共产品，而且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也就是说遵守制度的个体越多其运行成本就越低，一个国家遵守制度不会妨碍和排除另一个国家遵守它，但一个国家不遵守制度却妨碍另一个国家遵守它，最终可能导致制度的无效。值得注意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很大程度上与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相似。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的偏好和重要性排序未必相同，由各国对气候问题的偏好很难形成集体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一致选择。因此，仅靠集体利益的增进是不能吸引单个成员采取行动的，尽管我们不排除可能有极少数非常重视环保问题的超理性谈判推动方，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一定是稳定大气温室气体含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所谓超理性谈判方的选择，也可以看作是按照自己的偏好排序进行的选择。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是集体行动问题，也是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 　　二、全球公共产品及其供给 　　1.全球公共产品的分析层次 　　所谓全球公共产品，③是指那些能使多国受益而不只是某一人口群体或某一代人受益的产品，并且现在和将来都不会以损害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需要的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概念在空间和时间范围上的拓展，它除了一般公共产品的特性外，还有三个衡量尺度：跨国界、全球范围、代际性。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并没有一个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当然主体，因而全球公共产品往往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 　　全球公共产品的种类繁多，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斯蒂格利茨（Stiglitz）在其论文《国际公共品理论与国际组织的架构》中划分了五种类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国际经济稳定、国际安全（政治稳定）、国际环境、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及国际上的知识共享。桑德勒（Sandler）根据性质不同，将全球公共产品分为纯全球公共品和准全球公共品。纯全球公共品既具有非竞争性也具有非排他性，而准全球公共品只满足其中的一个性质，其中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属于全球俱乐部产品，具有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属于全球公共资源。④英吉.考尔则根据产生和面临问题的不同，将全球公共产品分为全球自然公共产品（natural global commons）、全球人为公共产品（human made global commons）和全球条件（global conditions），其中，全球自然公共产品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全球人为公共产品和全球条件则由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产生，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人为全球公共产品主要是存量，要求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