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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世纪美国儒学的研究概述 　　摘要： 　　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19～20世纪美国；现代化；儒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1-0111-05 　　[JP+1]从19世纪30、40年代开始，美国便开始了对儒家文化的介绍、传播和研究。19世纪承担此项工作的主要是来华的新教传教士。进入20世纪后，美国的儒学研究渐成体系，出现了一批专门的学者和机构。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由于中国的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日渐重要，以及一批在美国的现代新儒家学者的作用，美国的儒学研究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取代传统的西欧成为海外儒学研究的中心。百年来的美国儒学研究对儒学的发展和中美文化交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对百年来美国儒学研究的各不同时期加以叙述和探讨，以期理清其发展脉络。[JP] 　　[BT1]一、早期传教士的儒学研究 　　最早承担儒学研究任务的是19世纪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在述及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作用时，一直将其定位为为列强文化侵略服务的帮凶。如“美国来华的传教士与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已有所不同，他们完全是本国统治阶级放逐来华的鹰犬。”[1]（P201）并由此彻底否定其进行儒学研究的目的和作用。实际上，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与英法不同，他们来华的目的大多是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福音，并兼事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以之作为传教的载体。“至于在中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传教士对中国实施军事和政治侵略活动，这不是基督教本身的问题，而是被利用，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文化方面的贡献。”[2]（P451）这类的传教士主要有稗治文、卫三畏、丁韪良、明恩溥、狄考文、卫斐烈等人。1830年，第一个美国传教士稗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来华，1832年他创办《澳门月报》，开始向美国介绍中国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等状况。这是传教士进行儒家文化研究的肇始。同年，他在广州创办的英文《中国丛报》，刊载研究中国的文章达20年，具有很高的价值。1842年，美国的第一所汉学研究机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由传教士与美国外交官创立，它以“传布东方知识，增进东方语言学研究”为宗旨，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等刊物，并成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从而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1848年，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21～1884）出版了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此书曾被美国各大学采用为中国史课本几乎长达百年之久。在书中，卫三畏盛赞孔子，称其著作“除了《圣经》以外，是任何别种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3]（P186～187）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十九世纪70年代起，美国大学也开始设立研究中国的机构，并出版了一些著作。1876年，卫三畏在耶鲁大学设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教学研究室和东方学图书馆。之后，许多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也相继设立了类似的机构。主要著作有《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及其与基督教的比较》（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 New York， Scribner’s sons，1881），《东方宗教》（Oriental religions， New York， J. Fitzgerald， 1882 ），《龙，偶像，鬼神》（The dragon， image， and demon； New York， A. C. Armstrong Son， 1887）等。美国传教士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多受到过高等教育。据统计，1855年前来华的110名美国传教士之中，获博士学位的达23人，占20%多。[4]（P12）19世纪末，美国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中来华的传教士水平更高。“1888年后，各地区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活动组织的秘书们在全国各地的数十所大学校园里找到了理想的志愿者。”[5]（P85） “神职人员是美国社会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之一。”[4]（P13） 因此他们对中国儒教文化具有较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为美国儒学研究奠定了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