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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的研究杨升庵构筑坚实基础 　　杨升庵被誉为明代第一大才子，是继苏东坡之后的百科全书式的传奇人物。王夫之称其诗“三百年来最上乘”（《明诗评选》卷五），周逊称其为“当代词宗”（《刻词品序》），陈寅恪评“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杨升庵论古考证之作范围广泛，对训诂、音韵研究极深。著述颇丰，达四百余种。杨升庵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史、学术史、知识分子人格史的一个奇迹。 　　杨升庵去世450多年来，虽有《明史》、《明史窃》小传，简绍芳编有《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但都显简略。这为深入研究杨升庵带来资料性困难。作为杨升庵同乡的倪宗新以一种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和乡里深情，立志编撰一部翔实、全面的《杨升庵年谱》。他从2003年开始搜集资料，耗时近十年，遍访杨升庵当年走过的地方，查阅数十家图书馆、博物馆，不放过蛛丝马迹，认真踏访，细心搜罗，精心编著，汇集成这部百万字的煌煌巨编。 　　十年辛苦不寻常。我掂着这沉甸甸的年谱打印稿，对宗新的治学精神油然而生敬意。我利用龙年春节休假，翻阅了这部集宗新十年心血的《杨升庵年谱》，深深感到这部年谱有许多创新之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我认为，这部年谱不仅集历代有关杨升庵生平学术研究之大成，而且在年谱编撰体例、史实甄别、影响研究等方面具有独到之处。 　　杰出人物之所以在历史上诞生并对历史进程产生作用，总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总是与他的天资和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总是与他遭遇的历史命运并能在这一历史命运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分不开的。只有把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和过程之中，乃至梳理和研究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才可能更深刻地了解和认知这一历史人物的特异之处。宗新不畏史料收集艰难，在《杨升庵年谱》中以编年体的形式，将杨升庵出生之年起的每一年都以“大事记”为时代社会背景，简明扼要地介绍杨升庵生平所处年份的政治、社会、文化事件，让读者一吓就清晰地回到了历史行进的节点上，为深入了解和认识杨升庵的成长、生活、命运、学术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历史文化环境。譬如，杨升庵3岁时，朝庭“命刘杲为四川按察司佥事，提督水利，修浚成都都江堰灌渠”。11岁时，“二月，以皇太子将出阁讲读，加徐溥少师兼太子太师，刘健少傅兼太子太傅，李东阳、谢迁皆太子少保。改刘建户部尚书，李东阳礼部尚书，谢迁兵部尚书，皆兼大学士。”21岁时，“六月，朝会时发现揭露刘瑾罪行的匿名文书，百官罚跪。八月，复立内厂，刘瑾亲自掌领，其残暴更甚于东、西二厂。十月，诏重修《会典》与《孝宗实录》。”24岁时，“正月，四川蓝廷瑞、鄢本恕率川东北农民起义，众至十余万人，得营山。八月，四川巡抚都御史林俊俘杀蓝、鄢。十一月。杨虎战死。义军又推刘惠为领袖，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这些大事件不胜枚举，为我们深入研究杨升庵打开卜扇洞悉历史过程的窗口，使人豁然开朗，具有历史纵深感、时代过程感。这种年谱的编写方式，既具史料价值，又具学术价值，更具认知价值。 　　十年深研，新意迭出。宗新以耐心、细心、潜心、恒心、创新的学术精神，抓梳爬理，循迹探源，甄别剔除，实录呈现，对杨升庵家世、家事、生平、为官、谪戍、交游、唱和、评论、著述等一一以事为主、以史为据，特别对扑朔迷离、模棱两可的史料进行辨析、考订，扫去历史的浮尘，做到了史中有考、述中有评、论中有辨，还原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生动鲜活的历史人物。 　　在卷首“杨升庵姓名、籍贯、字号、谥号”一章中，宗新以“按”的编写形式，就“升庵”之号的来历，简要介绍了目前学术界的四种说法：一是“慎贬南中，自示志行益高，因号升庵”；二是杨升庵“形容自己喜欢乘坐形状如升的轿子的心情”；三是“升庵，日德日益高大之意”；四是“升庵”和术语相联系。而宗新通过对杨氏家谱排行的考证，则非常客观也没那么玄乎地介绍为：“杨廷和有子四，除杨慎号升庵外，杨悖号叙庵、杨恒号贞庵、杨忱号孚庵，且杨廷仪、杨廷宣、杨廷平之子又分别起号为德庵、未庵、乐庵、得庵、仁庵等。由此可见。‘升庵’其号，当为杨廷和为杨慎年少之时所起的号，与杨慎贬至南中，才‘因号升庵’，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前述四种说法，都没有提出具体可考的材料，故‘升庵’之号的来历有待作进一步的考证。”既辨析清楚，又令人信服，显示了一个学者忠于史事的严谨治学态度。研究不需臆想玄测，需要据事辨析。这一看似简单的学术品格，真要做到是何等艰难啊。在整部《杨升庵年谱》中，宗新都以“按”的评论、辨析形式，深刻地阐述了他对每件史实的研究成果。这是这部年谱最具思想启迪和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宗新十年心血的闪光结晶。 　　杨升庵因其创作作品、研究成果超众，他的许多见闻、情感、思想、境界都充分而生动地蕴含在其写作之中。只有把握其写作动因、文化环境、书写方式、作品意味，才可能透过字里行间去感知一个真实而杰出的